周一上午，鄭儀在辦公室處理完幾件緊要的公事，看了看日程安排。

今天上午，他約了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市長過來談事。

這位副市長叫沈立新，是從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處長崗位上提拔過來的。

他算是“空降”干部，當時省里一位主要領導對明州教育發展非常關心，親自向鄭儀推薦了沈立新，認為他專業扎實、思路活、懂政策，能好好抓一抓明州的教育。

鄭儀經過考察，也覺得沈立新雖然年紀不大，但談舉止沉穩，對教育工作有自己的見解，便同意了省里的推薦。

沈立新到任明州兩年多，確實也干了不少事。

推動中小學搞標準化建設，一些老破小的學校校舍、環境都改善了不少；

他力主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組建了幾個教育集團，讓好學校帶動弱校，盡量讓更多孩子能享受好的教育；

他積極落實省里關于隨遷子女教育的政策，在明州率先全面放開隨遷子女入學門檻，確保每一個來到明州的孩子“有學上”；

他還牽頭制定了一系列提升教師待遇、加強師資培訓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教師隊伍，提升了教學積極性。

可以說，這幾年明州教育的快速發展，包括那個高中生李向陽能夠順利在明州上學、獲得補助，背后都有沈立新的一份功勞。

在鄭儀的印象里，沈立新屬于那種典型的“專家型”干部。

做事認真、說話有條理、匯報時數據清清楚楚，很少說虛的。

但也正因為他太“專業”、太“務實”，鄭儀有時會覺得，沈立新似乎過于注重“術”的層面，比如政策落實、資源配置、硬件改善、考核指標等。

而對于“道”的層面，比如教育的本質是什么？我們要培養什么樣的人？

當前教育模式對孩子們的心靈成長可能造成哪些深遠影響？

這些更深層、也更需要情懷和擔當的問題，他似乎提得不多。

當然，這也不能全怪沈立新。

現在的教育體系里，一個管教育的副市長，最先得保證不能出事——校舍不能塌、食堂不能中毒；

其次要完成各種“硬任務”——升學率、考核評比；

至于學生心里苦不苦、成長快不快樂，這些“軟”的、見效慢的事，往往排不到前面。

周末那個名叫李向陽的高中生的話，讓他對“教育”這件事，有了更深的緊迫感和反思。

教育這事兒，恐怕不能只盯著“成績單”看了。

“咚咚咚。”

敲門聲響起。

“請進。”

門被推開，副市長沈立新走了進來。

他四十出頭，身材適中，穿著得體的深色西裝，戴著眼鏡，手里拿著一個厚厚的筆記本，表情認真而恭敬。

“鄭書記，您找我？”

“立新來了，坐。”

鄭儀指了指對面的沙發。

沈立新在沙發上坐下，將筆記本攤開放在膝蓋上，一副隨時準備記錄和匯報的樣子。

趙希端了兩杯茶進來，放在兩人面前，然后退了出去。

“立新，最近教育工作，總體還順利吧？”

鄭儀喝了口茶，語氣平和地開場。

“總體順利，書記。”

沈立新立刻回答。

“新學期開學的準備都到位了，老師的招錄計劃在推進，有幾所新學校建設也順利，年底前應該能投入使用。”

“另外，秋季學期的幾個重點安排——教師節表彰、教學質量分析會、校園安全大檢查這些，也都提前做好了預案。”

他對答如流，看得出對整個系統的情況掌握得很清楚。

鄭儀點點頭。

“嗯，這些常規工作，你抓得不錯。”

他話鋒一轉。

“不過，我今天找你，主要不是聽這些。”

沈立新聽了這話，神色更專注起來。

“周末，我陪家人出去吃飯，碰到了一個咱們明州二中的學生，高二的。”

鄭儀把遇見李向陽的經過，以及這孩子說的話、提的建議，原原本本地告訴了沈立新。

他沒添油加醋，只是把那個高中生的話復述了一遍。

“……他最后說，他很多同學因為壓力太大，休學了，得了抑郁癥。他希望能多一點自由時間，希望學校的圖書館能有更多課本以外的書。”

鄭儀說完，看著沈立新。

沈立新的眉頭，隨著鄭儀的講述，慢慢皺了起來。

聽完之后，他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消化這個信息，也似乎在組織語。

“書記，您說的這個情況……我也有所了解。”

沈立新語氣變得有些沉重。

“當前的高中教育，尤其是像二中這樣的重點高中，升學壓力確實非常大。”

“學校、老師、家長，包括學生自己，都把考一個好大學當成唯一的目標。”

“在這種氛圍下，學生課業負擔重，精神壓力大，是普遍現象。”

他頓了頓，似乎有些無奈。

“我們也嘗試過一些措施，比如要求學校不得隨意占用學生周末補課，規定每天的作業量上限，提倡開展社團活動等等。”

“但說實話，效果……有限。”

“為什么？”

鄭儀問。

“原因很復雜。”

沈立新翻開筆記本，似乎想找些數據支撐。

“最根本的，還是評價體系問題。”

“高考的指揮棒擺在那里，全社會對升學率的看重程度，短期內很難改變。”

“學校有升學率的壓力，校長要拿這個成績說話；

老師有教學成績的壓力，這跟職稱、績效掛鉤；

家長更是望子成龍，生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在這種層層壓力傳導下，學生成了承受的終端。”

“我們教育局出臺的‘減負’規定，到了學校層面，很容易被打折扣，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比方說，不準周末補課，有的學校就改成‘集中自習’，或者找個外面的‘專家’來開‘講座’。”

“規定作業不能太多，老師就布置‘彈性作業’、‘建議完成’，實際上學生不寫就跟不上。”

“至于社團活動、圖書館建設這些‘軟性’的東西，在升學壓力面前，很容易被邊緣化。”

沈立新的分析很到位，也說出了這個問題的癥結所在。

這也是教育系統內部公認的難題。

聽到沈立新的分析，鄭儀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沒有說話。

辦公室里的氣氛，有短暫的沉默。

沈立新的分析，點出了問題的表象。

評價體系單一，升學壓力層層傳導，導致學校、老師、家長和學生都被綁在了高考這輛戰車上。

這沒錯。

作為分管教育的副市長，能看到這一層，并承認改革的艱難，已經算是有清醒的認識了。

但鄭儀知道，問題的根源，比沈立新說的，還要更深，更……讓人感到無力。

“立新，你說的這些，都對。”

“但這些都是‘果’，不是‘因’。”

沈立新抬起頭，有些疑惑地看著鄭儀。

“你說高考是指揮棒，沒錯。全社會都看重升學率，也沒錯。”

“但你有沒有想過，為什么高考會成為唯一的、決定性的指揮棒？”

“為什么‘考一個好大學’這件事，對無數普通家庭來說，成了關乎命運、甚至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

沈立新嘴唇動了動，想說什么，但看到鄭儀的神情，又咽了回去。

他知道，鄭書記今天叫他來，不是想聽他匯報工作，而是想跟他探討更深層次的東西。

“因為，對于絕大多數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來說……”

“高考，幾乎是他們實現階級跨越、改變自身和家庭命運的唯一希望，甚至是最重要的途徑。”

“讀一個好大學，就意味著有機會找到一份好工作，意味著有機會留在大城市，意味著有機會擺脫父母那一輩的活法，過上不一樣的日子。”

“這種希望，這種壓力，這種孤注一擲的期盼，全都壓在了這場考試上。”

“所以，他們能不拼命嗎？能不全家老小一起卷嗎？”

沈立新點了點頭，這些他當然也明白。

“但是，”

鄭儀話鋒一轉，語氣里多了一絲冷意。

“有些人，并不希望有太多的人，通過這條狹窄的通道爬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