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稱為緊隨其后的就是江蘇的王有宏，在人民黨攻下蘇北之后，段祺瑞并不相信人民黨會遵守與袁世凱的協議，保留蘇南。結果人民黨卻真的遵守了協議。王有宏以憲政先鋒張勛繼承人的角色登上了蘇南的政治舞臺。好歹把江蘇議會給維持到現在。也算是歷經風雨。

王士珍認為這些人都有屬于自己的政治綱領，他們能夠按照一套模式來組建政府。北洋的模式很簡單，就是滿清的一個變化。但是北洋素來重視工商，重視開設銀行。在北方，袁世凱已經命人開設了好幾個實業銀行，投資給地方工商業，倒也有了些成效。

而浙江孤懸北洋之外，如果想完全模仿北洋的模式是不可能了。甚至經濟上與北洋聯成一體都做不到。段祺瑞直覺的感受到，他現在身擔北洋重任，只能開創屬于段祺瑞自己的浙江模式。到底選擇怎樣一個模式，段祺瑞始終沒有頭緒。

看著蔡元培熱心介紹的《三民zhu義》文稿，段祺瑞哪怕是知道這是一個圈套，他也很想有所借鑒。心里頭搏斗了片刻，段祺瑞接過了那份文稿。

段祺瑞終于接過文稿，蔡元培心里頭大大的松了口氣。自打1905年后，革命局勢變化之快令蔡元培瞠目結舌。作為著名的學者，蔡元培堅信行動重要，但是理論更重要。遍觀當時真正以推翻滿清目標的革命黨，孫中山已經是最能拿出理論基礎的人。蔡元培寧肯暫時離開光復會，而與孫中山商討，就是欣賞支持孫中山的革命理論。

陳克這個青年當時根本就不入蔡元培法眼。更別說陳克自己根本也不投身光復會，而是單槍匹馬的在上海搞起了自己的革命組織。就這么一個身無分文，靠向秋瑾賣表換取了幾十兩銀子的青年。開場染布、制藥，接著辦學校，組建政黨。再拜嚴復為師，去北京見了見世面，接著突然就崛起在安徽的水災中。

等蔡元培再把目光轉回陳克身上的時候，就眼見人民黨猛烈崛起。大有席卷天下的模樣。而與人民黨保持合作的陶成章與秋瑾、徐錫麟等人，雖然屢遭挫折，卻也在率領光復會脫離同盟會之后建起了功業。黃興宋教仁1908年脫離同盟會，帶走了作為骨干的湖南華興會成員。原本位居革命領導地位的同盟會，在沒有任何外敵打擊的局面下竟然這么急速瓦解了。

在這樣的局面下，孫中山并沒有消沉。相反，他埋頭著書立說，試圖建立起能與人民黨對抗的革命理論。蔡元培覺得幫不上忙，這才回到了浙江。卻恰逢段祺瑞統領北洋第三鎮殺進浙江，給了陶成章、秋瑾等人領導的光復會沉重打擊。聽到了陳克傳的話，蔡元培是抱著必死的決心前往袁世凱那里談判的。卻沒想到袁世凱居然給了光復會存在的空間。

光復會從滅頂之災中保住了存在，可局面變化給了同盟會最后一擊。袁世凱與人民黨突然脫離軍事對峙，回師北京奪取了中央政權，同時大開國會。這下，曾經在日本鬧騰革命的各個派系，以及革命青年們都看到了共和憲政的曙光，他們再也不管同盟會。要么傾向于已經實際確立的君主立憲，要么干脆就回國投奔北洋去，試圖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蔡元培得到了從日本傳來的消息，同盟會已經名存實亡。內部各個派系全部回國，參與到各省的議會爭奪中。還固守同盟會的，只剩了孫中山、陳其美，還有北方以汪精衛為首的少數革命青年。

就在心急火燎的時候，孫中山突然把終于完成的《三民zhu義》這份革命綱領以及政治設計托人送給了蔡元培。蔡元培一看就決心以這個綱領來建設全新的浙江。

在浙南的日子里，蔡元培也研究了不少國內各個政治派系提出的綱領。陳克提出的綱領雖然不怎么對外宣傳，但是也不是完全弄不到。蔡元培一看陳克提出的“勞動人民當家做主人”的綱領，立刻就徹底反對了。吹噓人民權力是一碼事，但是以政治制度保證“勞動人民當家做主人”是另外一碼事。

勞動者必須至于知識份子，或者說蔡元培這類知識份子領導的地主士紳集團的領導之下。這是蔡元培真正認同的制度。大字不識幾個的農民的確是勞動者，他們憑什么站到人讀書人頭上？哪怕只有這一點，蔡元培就與人民黨劃清了界限。

但是孫中山的《三民zhu義》卻能讓蔡元培從中看到理想。由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構成的孫中山革命綱領，簡稱“三民zhu義”。

在孫中山的政綱中，三民zhu義被完整地表述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話。

民族主義是孫中山首先揚起的戰斗旗幟。它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錯綜復雜的民族間矛盾既有帝國zhu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滿族貴族為首的清朝統治集團同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矛盾，而帝國zhu義和清朝統治集團正日益勾結起來。

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反滿”。“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始終是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戰斗口號。這不僅由于清王朝是一個由滿族貴族“宰制于上”的封建專制政權，還因為它已經成為“洋人的朝廷”。“反滿”口號所以具有廣泛的動員意義，原因就在于此。避免中國被瓜分、共管的厄運，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是民族主義的另一主要內容。在《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把“外邦逼之”和“異種殘之”并列為民族主義“殆不可須臾緩”的基本原因。“非革命無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須“先倒滿洲政府”，民族主義的反對帝國zhu義壓迫的意義蘊涵于此。

民權主義是三民zhu義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的又一個主要矛盾，即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民權主義的基本內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專制主義，指出封建的社會政治制度剝奪了人權，因而，決非“平等的國民所堪受”；必須經由“國民革命”的途徑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憲”的共和制度，結束“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的嚴重狀態。與這種“國體”的“變革”相適應，關于政體的擘劃也構成民權主義的重要內容。

與《三民zhu義》對照看，蔡元培更加理解了人民黨的革命綱領。人民黨也提反清、反對帝國zhu義，不過這些都不是人民黨的綱領，而是革命各階段的任務。人民黨“勞動人民當家做主人”的核心綱領，以階級斗爭來達成反剝削的各階段任務。只要被人民黨認定為“剝削者”的，不管是滿清還是帝國zhu義，統統是要打倒的對象。

無疑，這些就能解釋人民黨在土改中對地主士紳的殘酷打擊。地主士紳們僅僅是擁有了土地，就被人民黨認為是剝削者，然后將地主士紳的土地盡數沒收。膽敢武裝反抗的地主士紳統統被殘酷鎮壓了。

而孫中山的三民zhu義中的“民生主義”就讓蔡元培欽佩無比。孫中山把民生主義的主要內容歸結為土地與資本兩大問題。“平均地權”“土地國有”是孫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內容為“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歸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于國家，為國民所共享”。孫中山認為這一方案的實施可以防止壟斷，也能使“公家愈富”，從而促進“社會發達”。

也就是說，地主士紳們還能保證土地的所有權，只是買賣中比原先地價高的部分，由國家收稅，這些資金用于建設國家。

在蔡元培看來，人民黨以政府直接主導土地營運，就是最大的剝削。人民黨不僅掌握了政權，更掌握了經濟大權，是個以革命為旗號，徹底實施獨裁專制的政黨。其邪惡，只怕比滿清還更加不如。

所以蔡元培跑來向段祺瑞推薦孫中山的《三民zhu義》綱領，就是為了不讓浙江變成人民黨的那種邪惡橫行的省份。

段祺瑞對前面這些政治和土地部分毫無興趣，這一年多的經驗，讓段祺瑞深知向江浙地主們收稅的艱難。凡是實現不了的東西，都是沒用的東西。段祺瑞作為軍人，堅持這種務實的態度。

不過看到后面政治制度建設，段祺瑞卻完全來了興趣。

應對三民zhu義，孫中山提出了五權分立。他認為不該向西方那樣采取三權，所以孫中山再加上考試、監察兩權，成五權。

段祺瑞雖然不懂商業，卻不是不懂政治。

在段祺瑞看來，孫中山提出的考試制度實在是大有文章可做，考試制度是選拔官員的方式。由專門設立的考試院行使考試權，但考用不能合一，因為考試院沒有行政權。甚至，連到考多少人都不曉得。

至于監察制度，將屬于立法權中的彈劾權分離出來，另外成立監察院。當監察院提出彈劾后，卻沒有國會可以審判，結果就將它放到司法院，在其下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由監察院提起彈劾，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判。

這就是給掌權者大開方便之門么，只要段祺瑞控制了考試院與監察院，就可以隨心所欲的控制官員選拔。

至于孫中山弄出的議會，一方面設國民大會為政權機關，一方面設五院為治權機關，偏偏在五院之上又設立總統理治權，可這個總統又不具權力指揮五院，只能調停。

段祺瑞覺得這孫中山實在是個妙人，弄出一個看似位高權重的總統，但是卻實際上根本什么都掌握不了。而只要段祺瑞掌握了軍權、考試院與監察院，再在議會里頭有一定的支持者，這就完全架空了議會和這個所謂的總統。表面的權力很可能歸所謂的議會，實際上根本就不是。

這玩意搞起來之后，段祺瑞只用看議會鬧騰就行了，他手握重兵，誰能動他分毫。而且掌握了官員任免的段祺瑞大可自行其是。實在是頂不住了，把議員們清洗一番，換批人上臺充場面就夠了。

這孫文真的是個革命黨么？段祺瑞好奇的想到。

如果浙江采用了陳克的模式，不用說，用“勞動人民專政”的制度號召起反對剝削的窮老百姓，可以海潮一樣吞掉新軍第三鎮。這當可稱為革命。如果是浙江王有宏搞起的三權分立的議會制度，哪怕內部鬧成一團，哪怕是因為軍力不足而不敢挑戰人民黨，但是在防備浙江的新軍第三鎮方面，江蘇議會倒是很團結的。也算是形成了集團。

可是這五權分治，到底分治的是段祺瑞，還是分治的地主士紳？段祺瑞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想到這里，段祺瑞臉上忍不住露出了微笑。

見到段祺瑞笑了，蔡元培連忙說道：“段公，在下有一得之愚，想與段公商討。”

段祺瑞放下這厚厚的冊子，帶著莫測高深的笑容說道：“請蔡先生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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