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蘭迪說：“按你這個說法，這世上就沒真理了。”

葉子農到衛生間摘下掛在墻上的鏡子，回來將鏡子豎在豆子旁邊，說：“它就是，它照到什么是什么，它沒立場，沒好惡。其實客觀也是一場，也未必是真相，客觀只表示沒有利害關系，不表示沒有好惡，也不表示有如實觀照的能力。”

布蘭迪質問道：“憑什么你就是鏡子，別人就是立場？”

葉子農把鏡子放到一邊，說：“只要是人就不可能是鏡子，因果律是鏡子，辨別、證明的邏輯和實踐是鏡子。其實真理也不是，是的就不叫真理了，叫定律。出離立場不一定是真理，但一定是不被立場接受的，沒受眾就沒錢賺，這就是硬道理。這種禿頭上的虱子明擺的事，瞄一眼心里有個數就行了。”

布蘭迪又沉默了一會兒，終于收起了《意向書》，淡淡地說：“你那么喜歡吃嗎”

葉子農笑著說：“我就知道吃，沒別的。”

布蘭迪笑笑，說：“好吧，那我們就去吃。現在時間還早，總不能就這樣坐著一句話不說吧？還是這個話題，我們不為什么了，就像老朋友閑聊一樣說說話，可以嗎？”

葉子農說：“你這就是為刨坑而刨坑了。”

布蘭迪說：“我誠意而來，至少要知道我握了一只什么手。”

葉子農拿起鏡子去衛生間，把鏡子掛回原來的位置，回到客廳將茶幾上的豆子推到一邊騰出一片地方，這樣茶缸、煙缸、茶杯就擺放得從容了，不像剛才見縫插針那樣無序。做完了這些他也點上一支煙，說：“你要愿意，那就刨吧。”

房間里的氣氛悄然發生著變化，已經不再那么生硬了。

布蘭迪喝了一茶，說：“本來我不想這么早跟你討論敏感問題，雖然我不是這個問題的專家，但是提點質疑還是可以的。只是……你畢竟持中國護照，討論敏感問題不可避免會涉及中國的制度和現實。我想，這無論如何都不是一個中國人愿意面對的窘境。”

葉子農笑了，說：“你不是說了嘛，我孤身在外，又沒有家人受牽連的顧慮，共產黨能把我怎么樣？我對共產主義的懷疑不是從紅領巾開始的，是從罵共產黨開始的，因為我娘死了，我爹也死了，我成了狗崽子，那種街頭挨餓的滋味你試一下就知道能激發出什么了。但是，一部《共產主義運動史》不是我拿一塊個人傷疤就能覆蓋的。中國有什么不能談的？不就是專制、暴政這些詞嘛，說理就行，我不贊成閉著眼睛罵街。”

布蘭迪說：“是的，我也不贊成罵街。那你就先回答我這個問題，如果可以違心，你能論證共產主義的失敗嗎？”

葉子農說：“如果共產主義是神話天堂，不用違心它也是荒謬的。馬克思不是神，不是思想探索的終結者，人類就是批判地認識前人的東西才得以進步，憑什么到了馬克思這兒就批不得了呢？比如公有制，沒了私的公有制還怎么公呢？你這個公往哪兒待著呢？矛和盾是本一的事物，有誰還能扔了一個揣著一個？比如階級斗爭，如果人類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那就否定了階級斗爭之外的一切社會矛盾，怎么可能呢？大鍋飯一樣讓工人隊伍里有怨，宮廷里的權力之爭一樣殺得你死我活，每個元素都對歷史演化產生著影響布蘭迪一笑說：“嗯，這就是我想要的思路。”

葉子農說：“什么叫批判？就是有甄別的有判斷的意見。你要求的路子是批判嗎？是只批不判，一判就沒錢賺了。你說：是不是歐洲人民和中國人民都錯了，就你是對的？人民是無關對錯的，人民不受問責，不屬于對錯的判斷。人民的利益更沒有對錯的判斷，只屬于可能程度的判斷。人民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稱與人民知道社會主義的本質不是一回事，人類對社會規律的認識是復雜的漸進過程，不是誰一刀下去分成對錯兩半就算完事了。探索社會規律馬克思不是唯一的，馬克思的認識方法也不是唯一的，馬克思是站在他那個時代條件下可能的認識，用神或終結者的要求去評價馬克思，可以肯定不是科學態度。馬克思的話不是句句是真理，《共產黨宣》就一再修正，1多年的實踐也在不斷認識和修正，評價馬克思主義如果不去關注它最核心的東西，而是以直取文字的方式去評價，那就只能是不同立場的各取所需，馬克思主義是什么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各自的立場需要什么。”

布蘭迪說：“這算不算文字游戲呢”

葉子農說：“如果不講邏輯了，那剩下的就只能是文字游戲。”

布蘭迪說：“那你認為什么是共產主義”

葉子農說：“不用每句話前面都加個我認為吧，我還有可能不是我認為嗎”

布蘭迪說：“不必。”

葉子農說：“一句話，世界經濟有機一體就是人類共產，闡述這個演化原理的理論就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一詞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拯救、許諾的色彩，人們出于美好的愿望把共產主義神化了。共產主義不是消滅窮人、富人，不是天堂，不是物質和道德指標，是經濟學的概念，是經濟形態的描述，它既是經濟規律的產物，就一定不是人可以奮斗來的，也就不可能是哪個階級獲得解放的理論武器。最通俗的理解，地球東邊經濟危機，地球西邊碗里就少了一塊肉，這就是共產主義。”

布蘭迪思索了片刻，說：“如果按這個說法，那現在就是共產主義了，一次石油危機就足以讓全世界的碗里少了一塊肉。”

葉子農說：“碗里少了一塊肉，經濟結構就會調整，有所淘汰，有所催生。碗里連飯粒都沒有的就會鬧事，只要我挨餓你就別想活踏實了，社會就會朝更穩定的結構整合。共產其實是一個很平常的詞，可以是幾個人合伙的共產，可以是企業聯合、兼并的共產，可以是地域與地域或國家與國家合作的共產。地域性的社會化經濟，你可以叫它社會主義。發展到全球結構的人類大經濟，就是全球經濟高度依存、高度一體化，這種經濟形態給它起個名字就叫共產主義。人類各個角落的經濟會因不同條件呈現不同形態，但不管什么形態，其本質都是朝著社會化和全球化的方向演化，它不管你什么政黨、主義，那是經濟規律，是由生產力發展要求決定的，是人類趨利的本能。”布蘭迪說：“社會化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只是叫法不同。如果地域性的市場經濟都可以叫社會主義，那市場經濟國家都是社會主義了？”

葉子農沒有直接回答布蘭迪的問題，而是問：“人是什么？”

布蘭迪說：“趨利避害。”

葉子農說：“人是我要比你強的，我要比你尊貴、富有，比你榮耀……歸根到底是我得比你強，比你強了才踏實，這就是人的原動力。所以，尊重、關愛才成了道德，而能眾生平等的就不是人了，是佛，是基督。資本的本性是逐利，而把貨幣、技術、信息……包括青春美色和健壯體格等一切可用之用都轉化為資本的，是人。市場經濟是叢林法則，當社會矛盾演化到誰都過不踏實的時候，生存秩序和生產力要求就會催生與之相適應的新規則，就是以國家意志對市場經濟和社會分配有所干預、有所調控的社會機制。教條的社會主義以為消滅了資本就沒事了，其實關資本什么事，叢林法則的原動力是人，遏制了人的原動力，經濟就沒活力，蘇聯解體和中國改革都是作為果存在的，無需論證。社會化經濟就是不唯的經濟，不唯資本形式和結構，不唯所有制形式，不唯資本意志，不唯市場經濟……資本是有規律的，運用資本規律協調社會關系，不斷解放生產力，人民安居樂業過日子，這就是社會化經濟，就是馬克思沒有我們在14多年后看得清楚的社會主義。人們出于各自的好惡可以不叫它社會主義，人類不能被一堆名詞困住了，不必為一堆名詞吵得臉紅脖子粗，其實那只是一堆符號，注重本質的就不會在意它叫什么。”

布蘭迪說：“世界經濟日益趨向一體化，這是事實。我們不必在意那個發展方向究竟該叫什么名字了，共產黨可以叫它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廢墟，西方政治可以叫它自由世界，我們暫且就叫它共產主義。既然不是誰一奮斗就能得來的，并且蘇共7多年的奮斗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那么共產主義理想還有價值嗎？共產黨還有存在的法理嗎？蘇共和中共都是靠共產主義許諾奪取政權的，那是不是欺騙了人民？失去存在法理的中共政權如果只能靠國家機器來維持，這是不是專制、暴政呢”

葉子農說：“如果只把共產主義運動看成是共產黨為了奪取政權，那就狹隘了，**之利沒這么大能量，最本質的是社會矛盾已經激化到需要變革的程度了。人類出一個馬克思是偶然的，社會矛盾是必然的，《共產黨宣》本身就是社會矛盾的產物，沒有馬克思主義會有這個主義、那個主義，沒有共產黨也會有這個黨、那個黨，都是要爆發的。美國的社會矛盾沒有激化到那個程度，那些主義就沒起作用，如果真有那么管用，那紐約、巴黎到處飄揚的就該是共產主義旗幟。我不敢昧著歷史說共產黨欺騙了人民，共產黨確實建立了人類歷史上幾乎接近平等極限的社會。今天我們可以坐在這里說，按教條雕塑的社會模式誰來吹氣也不顯靈，捆綁出來的全民經濟背離了價值規律，氣血不通就沒活力。但是人類對真理的認識是有過程的，如果我們不是站在對立雙方的立場，我們就不能不承認那是一次空前規模的人類追求美好社會的實踐，僅我個人，我愿意稱它為偉大的實踐。”

布蘭迪說：“這話聽起來很像共產黨。”

葉子農說：“如果是因果真相的，我是不是共產黨又有什么關系？”

布蘭迪說：“對不起。你繼續。”

葉子農說：“有誰能給我舉個例子，哪個國家政權不是靠國家機器維持的？我們把國家機器這個詞換成武力吧，這樣更赤裸一些。如果政權是可以單靠武力維持的，歷史就不會有王朝變遷，就不會有蘇聯這種軍事強國的解體。不管你是什么政黨、什么主義，只要是違背基本國情的國策，就沒有不被淘汰的。我不知道你對中國歷史了解多少，儒家文化是中國植根最深、影響最大、滲透時間最長的文化，之所以有這么強的生命力自有它的道理，因為它適應皇權制度和小農經濟的生產力要求，但是到了工業革命和資本經濟時代，它已經無力承載現代工業文明了。美國是移民國家，各種價值觀匯集，不存在根深蒂固的一統文化，所以很難理解一種文化的根深蒂固對一個民族意味著什么，中國只能站在這塊文化土壤邁進工業文明。如果儒家文化管用，是解放生產力的，誰敢欺負這么一個大國？歷史的事實是，在這個主義那個主義之間，中國的國情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這不是因為共產黨比誰會打仗，是社會基礎，正如美國的社會基礎決定了美國的社會形態。”

布蘭迪說：“我不了解中國歷史，也不能說了解中國文化，但歷史的事實不一定是歷史的必然。我不否認美國也有很多社會問題，但是我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是迄今人類可以做到的最先進的制度。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最核心的東西？中國為什么不能選擇民主？如果馬克思主義沒有價值了，那么中共的存在法理是什么？”

葉子農說：“這會兒我真想加人個什么黨先避避嫌再回答你的問題，不然你又該說我是共產黨了。你這個問題，誰來如實回答誰都是共產黨。”

布蘭迪問：“為什么？”

葉子農說：“中共從二一年成立到四九年執政，歷經8年，什么樣的偶然或運氣可以讓你連碰8年？這世上還存在沒有因的果嗎？中國的經濟與發達國家相比確實有很大差距，但是四九年之前的呆賬壞賬能不能都劃到中共的賬上？如果不能，那你是在指責中共呢？還是在指責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歷史？這會兒你就不怕惹著人民了？”

布蘭迪說：“我絲毫沒有針對中國人民的意思。”

葉子農說：“在我看來，馬克思的資本規律說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觀，辨別、證明的認識觀。也許是我太笨了，我看來看去就只看出了一句話：實事求是。以辨別、證明的認識觀實事求是認識事物，這就是我認為的馬克思主義。”

布蘭迪說：“美國也講實事求是，依你的邏輯，美國也是馬克思主義了？”葉子農說：“務實與實事求是能不能畫等號？咱就算愣畫等號，佛法講如實觀照，翻譯過來也是實事求是，那佛法與馬克思主義又該誰是誰呢？基督教的神，道教的道，佛教的如來，馬克思主義的客觀規律，刨到根其實都是一樣東西，規律，又該誰是誰呢？不同價值體系的共性有著不同的外延，因不同用，做不同方向延伸。或許美國移民匯集的文化比中國一統的儒家文化更具有實事求是的含量，或者說更接近實事求是，但是能不能據此就冠以實事求是的文化？可能還不夠質量，務實與實事求是畢竟還有距離。”

布蘭迪說：“實事求是也是由人來操作的，誰來認定這個實事求是”

葉子農說：“人民。你不行，人民就請你下去，這就不是真理了，是定律。”布蘭迪沉思了一會兒，說：“假定實事求是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但是實事求是就可以取代民主嗎？你不認為民主是效率更高和歷史成本更低的實事求是嗎”

葉子農說：“解釋民主的版本很多，你能不能先把概念定義了，什么是民主？要定義就來點一竿子到底的，別弄個帶皮的玉米還得再剝半天。”

布蘭迪說：“體現人民意志的制度就是民主。”

葉子農說：“還是個帶皮的。意志就一定是利益的體現嗎？那開店就只有開張的沒有關門的，沒有誰開店是為了倒閉賠錢。”

布蘭迪想了想，說：“標志性的還是美國的選舉制度。”

葉子農說：“我能不能這樣理解，美國式的民主就是數人頭”

布蘭迪說：“不是簡單的數人頭，民主的內涵是尊重。”

葉子農說：“既然標志性的還是美國的選舉制度，那你告訴我，哪屆總統不是數人頭數出來的？又有哪屆總統是尊重出來的？國家政權這種事還可以八！制或自助餐嗎？不管是簡單地數還是復雜地數，還能不是數人頭嗎？”布蘭迪說：“你愿意理解成數人頭，我尊重你的理解。”

葉子農說：“你別尊重，你就告訴我哪屆總統不是數人頭數出來的就行了。希特勒認為猶太人是應該滅絕的，你也尊重嗎？”

布蘭迪說：“好，就算是數人頭。”

葉子農說：“羅斯福和希特勒，你拿哪個去證明數人頭的歷史成本呢？是不是也捎帶著說說越南戰爭這個數人頭的歷史成本呢”

布蘭迪沉默，沒有回答。

葉子農喝了一水，說：“民主不是先挖渠還是先放水的非此即彼，不是為民主而民主的事于道，民主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產物，不是誰想不要就可以不要了。不同的社會條件決定了不同的民主形式，沒什么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法寶。中國文化多年了，那是植根在一個民族骨子里的東西，你說換就換了？中國人民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嗎？一定要生活在西方人的價值觀里嗎？人，文化，是有思維方向和思維半徑的，數人頭不是什么條件下都能適用的，也未必是最好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美國不能把中國的文化土壤搬過去試試美國式的民主，中國也不能把美國的文化土壤搬來試試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民主。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民族團結、領土完整和經濟發展？還是美國式的民主？過去中國要把紅旗插遍全世界，也不管人家需不需要紅旗，那是事于道了。美國到處輸出它的民主與過去中國要把紅旗插遍全世界，我看不出來有什么質的不同，同樣是事于道。中國有錯就改了，美國是不是也該有錯就改呢？你喜歡吃大米，就拿把稻子到處撒，也不管人家的土質、溫度合不合適，你是真關心人家呢？還是價值觀的好惡使然呢？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在我看來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觀，見路不走，不唯經驗、教條，講實事求是。”

布蘭迪說：“我現在很想請你誠實地回答一句，你是不是共產黨”

葉子農說：“當事物作為果存在的時候，必然有它的因，說出這個因的叫解釋因果。如果解釋中國的因果就叫共產黨，那換個話題，我來解釋美國民主的因果，我是不是就是共和黨呢？你家的水田種稻子，我家的耕地種麥子，你告訴我誰錯了？”

布蘭迪非常遺憾地搖搖頭，嘆息了一句：“你是我見過的最有頭腦的傻瓜。”（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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