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工程：熙寧十年秋天，黃河在澶州曹村埽決口，大水淹至徐州城，經奮力抗洪，城市得以保全。明年，國家撥專款改建徐州“小城，創木岸四”，填平了為攔洪筑堤、在城內取土形成的15個巨型大坑，重修了“澶州靈平埽，水不復至”。蘇軾《獎諭敕記》記載了該項工程的開：“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余斛，募夫三千二十人。”徐州水毀建筑修復加固工程，應該屬于北宋大中型水利建設工程，國家專項開達3o44萬，米18oo余斛（宋代1斛=5斗），累計用工7o43人。

北宋時，杭州錢塘江航運，長期以來一直受到潮水與江中礁石的威脅。先是，“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險，內出錢數十萬貫，筑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爾后，為了解決“長淮之險”，又興建了“龜山河”工程，“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雖然減輕了航運之患，但問題未能徹底解決，江中仍有“浮山之險”。蘇軾任杭州郡守，“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浮山峙于江中，來往船只觸礁沉沒，“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蘇軾根據采訪與實地勘察，提出了開鑿“石門運河”工程，并山而東，由大慈浦北折至小嶺，“鑿嶺六十五丈”，“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大約需要二年能夠建成。福建、兩浙士民，聽說要“開石門”，“萬口同聲，以為莫大無窮之利”。（蘇軾《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2）文化設施工程：興建學校是北宋時期全國普遍開展的文化工程。慶歷四年三月，“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吉州舊學在夫子廟，校舍狹窄，擬新建學校，籌集到社會捐資“錢一百五十萬”，用勞力“二萬一千工”，“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新校建成后，學者常有3oo多人。歐陽修稱贊吉州學舍說：“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吉州學記〈慶歷四年〉》）蘇軾在《南安軍學記》中談到南安軍郡治的學校建設經過，他說“南安之學，甲于江西”，校舍建設“始于紹圣二年之冬，而成于四年之春”，“為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又以其余增置廩給食數百人”。該項工程屬官修民助工程，據稱民間捐贈了大量的錢款（沒有說明具體的數額），而官方投資為“錢九萬三千”貫。

寺院建設。徐州薦誠禪院，建有“鐵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繼而又建造“五百羅漢”，花費“錢五百萬”，平均每尊羅漢的造價為1萬，蘇軾專門作《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認為：“論，作事難；作，成事難。”“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豈少哉！”錢塘、臨安縣所管“錢氏墳廟”，由于廟宇舊屋“木植朽損”，“一百余年不曾修治，例皆損塌”，修復工程費用為“一萬二千八百九十貫九百九十九文”。（蘇軾《乞樁管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湘潭縣藥師院建造“釋迦佛、十八羅漢塑像”，歐陽修說“凡用錢二十萬”。（《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景祐三年〉》）

（3）公署、營房修繕工程：蘇軾在任杭州知府時，杭州公署“官舍城門樓櫓倉庫”“大段隳壞”，“使宅樓廡，欹仄罅縫，但用小木橫斜撐住，每過其下，栗然寒心”，“軍資甲仗庫，尤為損壞”，“使院屋倒，壓傷手分書手二人”，“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蘇軾奏請修繕“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需要開“四萬余貫”。（蘇軾《乞賜度牒修廟宇狀》）

元祐八年十月，定州駐軍曾修建營房四所：一是“修蓋營房共四千一百一十七間，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一萬七千六百九貫六百八十文省”；二是“修蓋營房共三千七百二十間，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一萬五千五貫二百八十一文省”；三是“修蓋營房一百一十八間，并合添井眼，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五百五十八貫一百六十七文省”；四是“營房共一十六間，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七十四貫六百一十二文省”。每間營房的造價大致為4.63～4.o3貫錢。（蘇軾《乞降度牒修定州禁軍營房狀》）

（4）城廓建設工程：“宿州自唐以來，羅城狹小，居民多在城外。”蘇軾提出“展筑外城”工程，即：“展筑外城一十一里有余，役兵及雇夫共五十七萬有余工，每夫用七十省錢，召募雇夫及物料，合用錢一萬九千余貫，約五年畢工。”（蘇軾《乞罷宿州修城狀》）

（5）漕船工程：北宋為了保證京城汴梁的糧食供應，需要調撥江淮大米，南糧北運要仰仗江南的漕運業。漕運一般以“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載重量“一千石”的漕船，“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蘇軾《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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