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
北宋社會展雖長期受到邊境戰爭的制約，但還算相對長治久安。國家安定促進了經濟繁榮，城市化進程加快，城鎮數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脹，城市手工業、商業和運輸業、服務行業逐漸擴張，這些蓬勃展的產業為居民提供了從業機會與收入來源，也興旺了北宋城市的商品經濟。北宋的官吏階層及其家庭，是城市居民的主要構成之一。北宋官員的“月俸”包括貨幣、糧食、絹、薪、蒿、炭、鹽、茶、紙等物品。“奉錄自宰臣而下至岳瀆廟令，凡四十一等。”其中貨幣收入，最高的“宰相，樞密使，月三百千”，最低的吏大約每月貨幣收入為5oo錢。其中有三百千、二百千、百二十千、九十千、八十千、六十千、五十五千、四十五千、三十五千、三十千、二十九千、二十千、十八千、十七千、十五千、十四千、十三千、十二千、十千、八千、五千、三千、二千、一千五百、一千、七百、五百等級別，譬如：“河南府河南、洛陽縣令，三十千。諸路州軍萬戶已上縣令，二十千；簿、尉，十二千。七千戶已上令，十八千；簿、尉，十千。五千戶已上令，十五千；簿、尉，八千。三千戶已上令，十二千；簿、尉，七千。不滿三千戶令，十千；簿、尉，六千。”（《宋史－職官－奉祿制上）
對于縣級以下的官吏來講，月俸9ooo～3ooo錢便屬收入微薄之列，假如家庭人口較多，那么必須“兼農商之利”才能養家糊口，即家中必須有其他的勞動者，從事“農商”等職業以添補生活開。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事書》中說：“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蘇洵老年時，曾上書韓丞相“乞一官職”。“跑官要官”目的是希望得到微薄的俸祿養活家庭，他說：“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復有求于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況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上韓丞相書》）可以看出，如果城市家庭每月有7ooo～6ooo錢收入，雖然不算富裕，但這樣的家庭就能夠維持大致的生活消費了。役夫收入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下層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宋史－食貨－布帛和糴漕運》記載了元豐四年役夫的收入水平，如均州、鄧州三萬人，為鄜州、延州運輸軍用物質，“日米錢三十、柴菜錢十文，并先并給”；而陜西都轉運司從“諸州差雇車乘人夫”，“人日米二升、錢五十”。《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四十三）云：元豐七年，“詔：鄜延、環慶路如有合興工城寨，許和雇人，日錢百、米二升，禁軍愿就雇者聽。”大致是，每個勞役每月可收入15oo～3ooo錢，米6o升左右。但是，有些參與特殊工程項目的役夫，工價較高。譬如元祐元年，蘇轍在奏章中說：“臣竊見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澀，沮隔官私舟船。……民間每夫日雇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得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七十）可見，當米價較低時（如斗米8o錢以下），每夫日雇2oo錢比每日1oo錢、2升米，其收益顯得要高一些。
醫生也是城市居民中收入比較穩定的群體。王安石在《處士征君墓表》中稱贊一個姓杜的醫生，會寫詩詞文章，行醫則“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杜醫生在自己的寓所為人看病，“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看來杜醫生非常講醫德，不愿多收錢，甚至減免窮人的錢，如果愿意多看病，收入本可多一些，每月收入在6ooo～1oooo錢左右應該不成問題。
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工商業活動，商人是城市居民中收入較高的群體，而富商的收入則遠遠高于許多官吏的收入。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必然與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呈正相關關系。北宋的都東京（汴梁）是當時是世界上規模最大、人口最多、經濟最繁榮的都市，也體現著當時最高的消費水平。孟元老自崇寧二年（11o3）至建炎元年（1127）北宋覆亡，曾在東京共生活了23年，他在撰寫的《東京夢華錄》一書的《序》中描繪東京說：“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干戈”，“舉目則青樓畫閣，棱戶珠簾，雕車競爭駐于天街，寶馬爭馳于御路”，“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皰廚”。蘇軾亦曾指出：“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沖，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玉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纴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蘇軾集－策別十七（之四）》）東京興旺達的手工業、商業和運輸業、服務行業，不僅為消費者提供了高的消費服務，而且也為從業者帶來高的經濟收入。
通過北宋的商業稅收，可從側面反映工商業的規模與商人群體的收入水平。北宋的商業稅率是：“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或有之；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行者赍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宋史－食貨－商稅市易均輸互市舶法》）崇寧元年，右仆射蔡京指出：“祖宗立禁榷法，歲收凈利凡三百二十余萬貫，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余萬緡。”（《宋史－食貨－茶下》）崇寧六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指出：“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諸處雜收錢一百余萬。”（《宋史－食貨－會計》）若采用“住稅”的標準，即“每千錢算三十”來度量，崇寧時期“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反映的工商業的規模大約在334o多萬貫，全國經濟最興盛時期的工商業規模（諸州商稅）大約在1667o萬貫左右。
北宋社會的城市消費水平
北宋從建隆元年（96o）建立政權，到紹興三十二年（1162）覆亡，長達2o2年。在這樣長的一個時間段里，社會展有動蕩期也有平穩期，年成有豐收期也有災荒期，要系統地探討社會的消費水平，存在很大的難度，這里只能擷取部分斷面，來看處于相對穩定展階段的社會消費水平。
3.1城市建設的消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