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就算對于這些請愿的人，李充同樣也不客氣，規模但凡超過百人，不問請愿內容為何，直接擒拿監押。

這些鄉士們各有民望在身，一旦他們不能集結聚攏成勢，單純靠鄉民們自發的組織，即便有些騷亂，但也不足糜爛成為大的動蕩。

而且酷烈執法之外，李充也在推動編戶的制度實施。關中制度已成廢墟，郡縣境域都模糊不清，因此在慣常的思路之中，想要盡快恢復秩序，則就必須要仰仗地方鄉戶的配合。

這也是為何胡虜久虐關中，關中仍有大量豪右存在的原因之一。在某種程度上而，他們的存在就是胡虜統治手段的一種輔助和補充。通過對他們施加羈縻與剝削，效率要遠勝于針對生民個體的掠奪。

但是行臺對于關中形勢討論已經良久，早已經磨合整理出了一整套的方案。鄉里宗族這樣的基本行政和人倫單位，既然短期內不能整合起來，那么就區別于此創立一套新的制度，而這一套制度核心名為“鄉社”。

將鄉民編戶，集結成社，百丁為一社，三社為一鄉。一丁便是一個獨立的納稅和服役單位，就是一戶人家。換之，一社為百戶，一鄉則為三百戶。

搭配鄉社制度的還有囤儲制度，五尺為一垛，五十丈為一倉，百五十丈為一庫。一垛對應一丁，生民勞作產出存儲于垛，垛半歸倉，倉半歸庫。

這既是鄉民生產組織，也是賦稅收繳制度，粗暴且直接，尤其無論倉垛都是可以眼見的具體容量單位，能夠最快速的將概念建立起來。

這些制度的頒行，首先要建立在對人身的絕對控制上。在此之前，西征軍隊也早已經將基礎鋪墊起來，那就是長安周邊多達幾十萬的難民。

因為法令簡便且易于操作，所以單憑李充帶來關中的幾百名吏員，在極短的時間內，便于長安周邊整編出多達七百余社的鄉民，這就意味著增加了七萬多戶的在籍生民。即便是最基本的戶眾為三，也意味著多達二十余萬的民眾被納入統序制度中來。

與此同時，長安周邊杜陵、灞上等各地倉垛俱都拔地而起。有了確實可見的存儲單位的建筑，生民最核心的目標便是填滿這些倉垛，而不再是追求那些飄渺不可見的所謂權宜。

鄉社這樣的基本行政單位確立起來之后，各種配套的生產、徭役等各種政令便都有了立足的基礎。鄉社各以干支為編號，粗分陰陽，**隔望日服役，朔日而止，陽戶隔朔服役，望日而止。

一個望朔周期便是三十天，換之就是六十天為一個周期，每隔四十五天，鄉戶便要承擔十五天的徭役。

這樣的賦稅和徭役強度不可謂之輕松，畢竟關中久來殘破，想要重新恢復元氣，單純仰仗輕徭薄賦、與民無爭則實在遙遙無期。更何況目下的關中周邊兵患不可謂之輕松，仍然需要頻頻征戰，掃滅四方之敵。

但其中一個最大的優點，就在于簡便、易于操作，而且杜絕了征索掠奪無度。再壞的制度都比沒有制度要強，只要這個制度能夠快速確立其權威，指導生民的生產和生活，就能讓世道快速安定下來。

人心思定，哪怕后世民智普開，一座房子能夠給人帶來的穩定指數仍是無可比擬的，甚至有人甘于為之背負一生都償還不盡的債務。

更何況行臺這一套制度得以立足，首先要提供基本的人身保障、財產保障、基本生產資料的分配等等。而且其中還有一樁最大的福利，那就是入社之民不必承擔兵役。

關中雖然民風悍勇，但也并非所有人都有戎旅的經驗，讓普通的民夫負責作戰的任務，以行臺目下和未來所需要面對的征伐作戰任務，這可以說是一種變相的屠殺。所以在兵役方面，行臺是需要更多的精于搏殺的職業軍人，而非再去消耗本來就已經非常匱乏的生產人口。

職業軍隊的維持并不輕松，所以也就需要更加龐大的生產力基數。基本的生產制度和規模建立起來之后，再通過選募丁勇構建起軍隊的梯隊補充。

社民籍田，賦稅繳半。若能募勇入為軍戶，籍田便可轉為業田，繳稅三成，同時還搭配各種軍功免稅的政令。通過這種階梯差別，可以刺激起整個社會的尚武精神，再也不復淪為胡虜魚肉的凌辱對象。

關中各種制度政令快速創建起來，也讓桓宣得以抽出更多的精力，開始創建軍府。

其中郿城便被選作攻略隴上的大基地，先以庾曼之入駐五千人馬并搭配一萬役卒經營創建，而沈云則以奮武搭配揚武軍精銳，于九月發兵西進隴道，討伐隴上一眾雜胡部落并諸多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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