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臺典儀尚未完成，但隨著江虨等人抵達長安之后，各項政令的頒行便如火如荼的展開。

關中雖然舊為天府，但過去長達幾十年的動蕩，制度早已經蕩然無存。最基本的一點甚至就連各級郡縣疆域、籍戶等各種圖籍都無一所存，而這些便是實施統治最基礎的資料。

秦末劉邦兵入咸陽，唯獨蕭何謹記這一點，將這些珍貴的資料保存下來，這才給了日后的楚漢爭霸夯實一個深厚的基礎。

雖然此前桓宣行入長安時，也曾在這方面努力搜集過，但收效實在甚微，甚至于就連一些中朝的舊籍都多有遺失銷毀，而早年無論是漢趙還是羯趙，在這方面的建設更是幾近于無。

所以想要在關中建立起有效的統治，可以說是要在一片白地中從頭營建。行臺之所以派遣李充擔任京兆首長，就在于李充不獨只是一個刑名之才，除了酷吏的一面之外，在各種典章制度的建設上也有著非凡的造詣。

當世雖然主調仍然混亂，天下多有稱孤道寡，但若及興治于廢土，進行大規模的制度建設，無論任何一個政權都遠遠比不上洛陽行臺。

而這些才能也非憑空得來，無論早年在淮南，還是之后于中原，直至于河洛創建行臺霸府，李充等這一批人也可以說是從微時磨練，直至如今已經有了施政天下的閱歷積累。

江虨抵達此境，主要是為安撫人心。所以在到達長安之后，首先便是邀見三輔諸多鄉戶時流，這其中最頂尖的一批尚在洛陽行臺未歸，但剩下這些也都是關西之地的中堅力量。

待到這些人齊聚于長安，江虨首先便傳達了編撰《關中門第考》的意圖，先彰顯華族冠帶榮光于此。

這一舉措，也獲得了眾多關中時流的擁戴，他們之中未必家家都是傳承悠久、舊譽濃厚的世族人家，但分別心是人人都具有的。關中久來胡戎雜居過半，這些晉民人家也想通過這一件事將自身與胡夷區別開來。

而且這是由官方主持編修的典籍，政治意義不可忽略。就算這個門第考并沒有太多的特權搭配，但只要各家門戶能夠得列其中，最起碼可以保證他們族人人身安全，不會被列作清算的目標。若是行臺朝令夕改，連這種施政執法的權威都沒有，那就實在太可笑。

所以對于這些久承禍亂的關中民戶而，門第考的編撰還并不能讓他們第一時間聯想到借此加入行臺統治團體、成為特權階級，而是一層保證人身安全的護身符。

至于江虨主持這一樁事務，許多人在了解到其人家世之后，也都很快便接受下來。江虨在關中雖然無有盛譽，遠遠比不上王師那些戰功赫赫的將領，但其父江統在關中卻享有著不低的名望。

之所以會如此，自然是江統那一篇《徙戎論》。《徙戎論》書成還在中朝惠帝元康年間，氐酋齊萬年作亂關中之后，那時關中局勢還未完全崩壞，但當中所蘊藏的隱患也已經端倪盡顯，江統此策雖然痛陳利弊，但是可惜當時中朝諸王忙于權斗作亂，根本無暇搭理。

《徙戎論》所諸多，其中尤以關中受害最深，在久受兵禍虐害的過程中，不乏時人深痛如此安邦國策不能執行，以至于天府、黃泉混淆于一，因此對江統其人也多有追緬懷念。

江虨得于賢父舊譽的加持，本身又有行臺作為堅強后盾，常年專事此類事務，因此很快便在關中時流群體中營造起了不小的威望。

但凡有所得，必有所舍。對這些關中人而，江虨自是和藹可親，令人信服。那么另一個李充則就實在面目可憎，刻薄寡恩。

因為隨后的封錮令便是由李充頒布且施行，并且一俟公布出來，便表現出一種酷烈執法的姿態。其人調遣長安駐軍近萬，親自下場帶領軍隊驅逐長安周邊山野澤塘附近的游食并鄉戶，短短旬日之內，違禁受監者便達于數千之眾。

而整個京兆局面，也因此變得風聲鶴唳、幾至道路以目。要知道關中久亂經年，墾桑之數本就不足，生民若想得于足夠謀生物資，樵采漁獵是非常重要的謀生手段。特別一些鄉戶塢壁為了能夠達到堅守目的，往往也要選擇依山傍水所在。

封錮令的頒行，可以說直接將關中民眾賴以生存的資源砍掉一大塊。所以這些關中民眾如何反應，便也可想而知。

為了配合封錮令的執行，駐于關中的王師也將戒備等級提到最高，郭誦親自作為李充的副手，大量游騎斥候遣散于郊野，生民凡有異常集聚的民變趨勢，俱都第一時間予以鎮壓。

這也多多得益于王師西征過程中的強勢，許多京兆鄉豪塢壁被摧毀，部曲多離散，即便是再作鄉勢串聯，又怎么可能比得上王師迅敏的動員力度和反應速度。

眼見通過民變的手段不能阻止行臺這項政令的實施，許多鄉士便結伴前來長安請愿，痛陳關中鄉情特殊，一旦山水封錮，生民必將貧困潦倒至死。

而這些請愿也談不上是什么私謀，因為的確是道出了關中一部分實情。關中鄉情久來如此，一時間強令如此大規模的改變，騷亂是無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