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哲子一首《詠懷》詩，很快便從沈園向整個都內傳播開來，繼而便在臺內掀起了軒然大波。

這首詩格調如何暫且不論，可是內容上卻實在讓人不能淡然。整首詩除了沈哲子一直在宣揚的北伐建功以外，更重要的是開篇便批判了中朝那種崇玄務虛的風氣，乃至于將神州陸沉、蒼生遭劫的現狀直接歸罪為王衍這種清談領袖的不作為。

南渡以來，時人對于中朝局面的崩潰并非沒有反思，而持有沈哲子這種觀點的也并不在少數，但只是局限在私底下的討論。但是在政局中的主流觀點，卻避開了這方面的討論，只是著眼于劉、石之悖逆，將這場浩劫定性為一場內亂，始終不承認兩趙政權的獨立性。

當然這種態度，看起來是比較硬氣，但若究其根本，卻是不乏無奈之選，不愿承認自己的失敗，不愿承認對手的強大。而且更重要的是，對于中朝的錯誤非但沒有足夠的認識和修正，反而是變相的繼承下來，甚至加以鞏固。

之所以會如此，當然一方面是因為東晉朝廷本身就是中朝余孽殘余，而且先天不足，需要維持中朝那種政治氛圍以團結南渡僑門和江東土著，從而坐穩江東。

另一方面則就是瑯琊王氏為首的青徐僑門本就是中朝那種氛圍的得利者，南渡之后仍然占據高位，哪怕山河已經殘破，為了維持原本的權位富貴，也只能一條路走到黑，以至于東晉的政治氛圍一直都是記吃不記打，與中朝相比毫無起色，乃至于還要更加惡劣。

沈哲子這首詩，之所以能在臺內引起軒然大波，自然是因為身份處境的不同。如果是此前，他即便是寫了出來，語調更加尖銳激烈，也不會獲得太多的關注，并不具備解讀的價值，只會被當作一種牢騷。

可是隨著淮上大捷之后，沈家本身已經奠定了內為執政、外掌方鎮的局面，而沈哲子的人望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點。這一點從沈園集會就可以看得出來，以往雖然規模動靜都不小，但也只被視作一次年輕人們之間的聯誼而已。可是今次沈園的集會，卻已經被時人當作一場爭取上進機會的盛會。

政治斗爭，大體可以分為幾類。

其一也是最為常見的，便是利益之爭，名位高低，權柄大小，實利多寡。這一類斗爭，其實無所謂對錯，參與雙方都不是什么好東西。沈家早年的政治斗爭，便一直致力于此，通過長達數年的努力和各種手段，終于撕開了僑門對于政治特權的壟斷，擠進了江東政權的最核心。

第二種便是路線之爭，或可稱為道義之爭。這一類斗爭已經不再執著于私利，而是希望自己的主張能夠成為國策來施行。是對是錯暫且不論，最起碼爭執雙方各自心內都是道義感十足，認為自己堅持是正確的。比如北宋年間的新舊黨政，無論堅持者還是反對者，都有出于公義的考量。

還有一種最為惡劣的，則可以稱是意氣之爭，我既不為自己的私利，也不為國家社稷的興衰，單純就是看你不順眼，所以一定要搞死你。這看起來不像是政治人物的思維方式，但事實上類似的斗爭屢有上演，尤其是完全文官執政的年代，無論是利益還是道義之爭，最后都很有可能向此演變。

沈哲子一路咬緊瑯琊王氏不松口，并不再是利益之爭，而是對舊有路線的批判。王導等王氏族人，雖然表面上退出了實際的施政決策，但是所留下來的影響卻仍根深蒂固。只要這個影響還存在著，那么無論王導下不下臺，在位者何人，對局面的限制便始終存在著。

沈哲子也清楚得很，他如今的時譽如此之高，除了本身的功業和沈家的權勢影響之外，也不乏人私下里推波助瀾，想要將他捧殺。與其在最風光的時候選擇喑聲而處，韜光養晦，他索性選擇一個更大的挑戰目標。

沈園的《詠懷》詩是一個信號，當沈哲子在沈園誦詩之后，建康城許多集會場合里，幾乎同一時間出現了對于王衍等中朝執政的批判聲，甚至坊間直接開始上演早年石勒排墻埋殺中朝公卿以及王衍勸說石勒稱帝等有關的劇目。至于王衍狡兔三窟之類的黑材料，更是在第一時間迅速在都內擴散！

如此浩大之風波，自然第一時間傳入臺城，臺城之內也是一片嘩然。早前不乏人冷眼旁觀沈園集會，甚至不乏人暗鄙沈維周其人，雖然功大名高，但卻仍然只是執迷于惑眾邀寵此類小術，格局氣量實在有欠。當這一場風波掀起后，倏忽間便成燎原之勢，實在令人猝不及防。

中書令褚翜匆匆將參與沈園之會的兒子褚希召回，詳細詢問宴會種種，以及當時在場眾人的反應。

褚希便也一五一十道出，不敢有所遺漏“當時席中也有駁于沈維周者，清談養性，非是衰聲，強秦暴起，掃滅六國，盛極一時但卻二世而斬，其時未有玄聲，該要罪誰？大運自有興廢，豈必二三子之罪！”

褚翜聽到這里，眸光閃了一閃，繼而又問道：“沈維周是如何回答？”

“沈維周道，居安思危，有備無患。王夷甫其人居其位而不敬于業，守其職而不盡于責，任其事而不勞于思，負其譽而不惠于眾，無德而祿，因是而殃。一人失德，則天下衰。燕巢幕上，其罪難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