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這時候能拉來一家手機代工廠，落戶鄭城，那么福康公司的熟練工，完全可以跳槽去新的企業，收入更高、壓力更小。”

“當福康公司不再是無可替代，他們的那些員工也可以安置之后，還怎么繼續囂張，怎么敢繼續壓榨員工？”

陳棟邦試探著問道：“你有目標了？你怎么確定對方給的工價會更高？而且你怎么就確定那些員工不想加班？”

“說句不客氣的話，很多人窮怕了，他們不怕吃苦，愿意掙這個加班費，很多人還要養家。”

就算是有同行過來了，怎么會讓福康公司妥協？那些福康公司的員工就愿意跳槽？

張恪清笑著說道：“陳書記，我記得我們每年的最低工資標準都要上調，而每家企業的最低工資不能低于政府指導的工資標準，包括月收入和時薪。”

“只要讓這家新的電子代工企業將底薪調高，就足夠給與福康公司警告了。”

“確實會有一些打工人愿意加班，多掙錢，可如果聽說隔壁工廠底薪高，同樣有加班費，你說他們會怎么選？”

“我們也許無法徹底改變他們高強度加班的情況，但至少可以讓那些打工的人得到更多的收入，可以有底氣選擇不是每天加班，每個月都加班。”

“新的廠子如果允許按周選擇加班，吸引力就一定比福康公司更大，福康公司也就只能被迫的跟上，只要有了開始，后續就能慢慢的改變。”

“那時候大家少加班，也能跟現在掙得一樣多，可以更輕松，壓力沒那么大。如果真的缺錢，也可以選擇賣力的加班，扛不住的時候也可以休息放松一下。”

“還有住宿條件，吃飯的條件，這些都可以提升，讓工人可以有充足的休息時間。”

這些并不是張恪清在吹，而是前世那些沿海的工廠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