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_d();劉傻子教授說，箕子于是從山東半島的渤海灣海港出發，走水路抵達朝國。這樣，華夏的養蠶、繅絲、織綢技術，可以通過黃海最先傳到了朝國。秦始皇兵吞六國時，齊、燕、趙等國人民為逃避苦役而攜帶蠶種和隨身養蠶技術，不斷泛海赴朝，加速了絲織業在朝鮮的傳播。”

楊揚導游插話說：“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為中心，主要是廣州，所以稱南海經貿之路。形成于秦漢時期，發展于三國隋朝時期，繁榮于唐宋時期，轉變于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

一位年輕的星國學者問：“華夏海路貿易是怎樣興起的呢？有人說是漢朝商業發達，絲綢產量很大，需要出口。”

夏青教授回答說：“漢承秦制，建立了華夏歷史上第一個強大且歷時久遠的封建大一統帝國。鑒于秦朝的弊政，漢初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推行‘休養生息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扶持和發展農業。”

張洪德教授說：“伴隨著農業的飛速發展，漢代的紡織業也得到了顯著發展，官營、私營紡織業這時皆已頗具規模。漢朝政府設置官營絲織作坊，西漢設有東、西兩織室，在山東淄博設立三服官，這些官營工場人數眾多，具有大規模生產能力。”

黃梅導游說：“漢代紡織業更普遍存在民間紡織品生產。政府一年間就在各地征收絲帛達500余萬匹，足見漢代絲綢產量之大。在農業和手工業高度發達的條件下，出現了商業的勃興。這些為海路商貿的形成打下了物質基礎。”

田工說：“不僅僅是經濟力量的影響，我認為，政治因素也對海路貿易的形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從公元前4世紀到公元1世紀，東西方的經濟狀況和政治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中，特別是處于東西兩端的中國和羅馬的變化。漢朝于公元前3世紀統一中國，社會經濟繁榮，中國生產的絲綢，更是風靡世界，深受古代東西方各國人民的喜愛。這一時期的羅馬，正處于羅馬共和國晚期和羅馬帝國早期交替之際，帝國版圖遼闊，國力處于上升時期。由于這兩個強大國家經濟的繁榮和興盛，彼此間需要加強交往和聯系。我國絲綢傳入古羅馬以后，迅速受到了古羅馬人的喜愛。古羅馬對中國絲綢的需要量越來越大。”

夏青說：“但古羅馬與東方的陸上貿易，一直存在障礙。絲綢貿易中這種極端不利的地位，迫使古羅馬人從很早的時候起，就不得不為爭奪陸上絲綢之路的控制權，而與壟斷絲綢貿易的國家進行斗爭。在不能打通陸上絲綢之路的情況下，古羅馬只能尋求開辟從海上進行絲綢貿易的通道。

到公元前1世紀時，古羅馬征服了地中海地區，并發現了利用季風進行航海的規律。對于季風的發現和利用，使古羅馬擺脫了沿海近距離航行的束縛，可以從紅海直達印度的港口。古羅馬人對海上貿易之路的積極探索，有力地推動了海洋貿易的形成。”

海洋專家高敏說：“我認為是因為造船技術的發達，才有絲綢之路的開拓。早在新石器時代，中國的先民，就已經廣泛使用了獨木舟和筏。春秋戰國時代，我國造船技術已有了很大發展。春秋時，吳國戰船已有大翼、橋船、戈船等多種。秦漢時迎來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造船技術的飛躍。1975年至1976年，在廣州發現了規模宏大的造船工場遺址，考古研究結果表明，這工場是當時能成批生產內河和沿海船只的大規模造船中心，可造寬六至八米、長二十至三十米，載重數十噸的大型船只，適合內河和沿海航行。”

機器人小黑插話說：“出現在漢代的‘樓船’最能體現漢代的高超造船技術。元狩三年（公元120年），漢武帝在長安西南‘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余丈，旗幟加其上，甚壯。’除大型的適合海上航行的船舶，風帆的使用，也是遠洋航海的必要條件。戰國時期的銅鉞出現帶有風帆圖案的船紋，說明戰國時代已出現了風帆，但此時的帆不能轉動，只能順風行駛，還不能滿足遠洋航行的需求。到了漢代，出現了活動的帆。三國時期，吳國丹陽太守萬震所作《南州異物志》中載‘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后者激而相射擊，亦并得風力。若急，則隨宜增減之。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所以能疾。’使用轉動靈活，升降自由的風帆，克服了以往船舶只能順風行駛的局限性，為遠洋航行提供了充足的動力。”

夏青說：“在羅盤沒有應用到海上航行以前，光有大船也是沒有辦法的。海上航行辨明方向，也是一個難題。但天文學的進步，使得漢代舟師可以‘觀星定海’。《漢書·藝文志》記載的《海中五星順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等總結航海天文學的著作，多達13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