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從治對著張道浚說道：“張僉事剛來，也許需要一些時間了解情況。本官以為，今日我們不如到此為止，等明日再繼續討論民變的善后事宜。”

張道浚斜了一眼葉柒手上的書信，隨即笑著對著徐從治說道：“徐參政既然如此體諒本官，本官自然是樂于接受的…”

離開了縣衙之后，葉柒就匆忙回到了自己在順義的住所，一座從變民軍手中沒收的小院子。

和一名門子交代不許人打攪自己之后，葉柒走進了東廂的書房，他還沒有坐穩，就打開了信封，抽出了里面的信紙看了起來。

這封信是朱由檢幾個月來思考了許久之后，才終于下定決心寫出來交給葉柒去試驗的一個方案。

從醒來成為朱由檢之后，他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動員起農民的力量來。

作為一名新中國的公民，對唯物主義歷史觀還算學的不錯的蘇長青，他很清楚的知道，就算他把大明的軍隊武裝到牙齒，如果這只軍隊已經失去了戰斗的意愿，那么他也一樣是改變不了未來的歷史軌跡的。

對于現在這個農業人口占據了90%以上的大明朝來說，只有獲得了農民的支持，他才會獲得可靠的兵源和穩定的物資供給。

甚至于他只要能真正的動員起北直隸的1千萬人口的力量，后金就要跑回大興安嶺里去當野人了。

然而可笑的是，身為1億5千萬之眾的大明皇帝崇禎，能夠動員起來的力量卻遠遠少于，后金兵農一體的落后農奴制度。

現在大明社會的現實是，國權歸大族，宗族不下縣，縣下唯編戶，戶失則國危。

對崇禎來說，理論上他所能管理的社會基本單位就是縣。但是實際上，大明1427個縣，他真正能控制的不過是北京附近的幾個縣，其他地區都被地方縉紳和文官集團控制著。

所以浙江金華縣，1578年征收的工商稅不足7兩。1510年開始，何遜在以后的十年中管理沙市稅課使司。一旦完成定額，他就敢私下減少對木商抽稅。

在16世紀20年代，邵經邦開始主管了沙市稅課使司，他采取了一項更為驚人的改革，在三個月內完成定額之后，在本年度余下時間內啟關任木商往來。

1560年，楊時喬榷稅杭州，建立了一個令人敬佩的制度，令木商自署所入（就是自己寫下自己的收入）進行稅收評估。

而以上這些把國家法律視為兒戲的混蛋，居然贏得了士林的好評，贏得了清官的名聲。

事實上明朝已經僵化的官僚體制，和墮落的文官集團，已經讓外表看起來還是鮮花著錦的大明，內里已經完全腐爛了。

而反觀這個時候的后金，雖然它還處在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度的時期，但是處在上升期的通古斯野人部落，無疑要比腐朽衰亡的大明更為生氣勃勃。

努爾哈赤在1615年正式建立八旗制度。規定每三百人立為一“牛錄”，五牛錄設一甲喇額真（漢譯參領），五甲喇立一固山額真（漢譯都統）。把遼東軍民編成滿洲牛錄308個，蒙古牛錄76個，漢軍牛錄16個，共400牛錄。

雖然后金的主力就是這12萬兵民合一的八旗旗民，但是后金的統治者，卻是能踏踏實實的掌握著這12萬人，及他們控制下的奴隸。

總體上來看后金這點人連大明人口的零頭都及不上，但是和后金對陣的大明局部地區，卻沒有一處地區能擁有抗擊這股力量的實力的。

究其原因，不過是八旗12萬人大約也就一、二個心思，而大明有民眾億萬，心思同樣有億萬。

想要抵抗后金的入關搶劫行動，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讓這些北直隸的農民先團結起來。

只有把這些農民組織起來，他才算是有了一個根據地。如何把農民組織起來，并動員榨干他們的最后一分力量，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耕者有其田'計劃就能完成的。

把土地分配給無地的農民，只是獲取他們的好感和信任，接下去的組織形式，才是如何有效動員出這些農民力量的關鍵。

說到底，如果沒有一個建設新中國的那個強大的黨組織的領導，他掀起京畿叛亂而奪取的這些地方士紳手中的土地，很快就會被那些權勢者想方設法的從農民手中奪取回去。

說不定到時候，他派下去的那些錦衣衛，就成了這些土地的新主人。

因此他需要讓這些分到土地的農民團結起來，對抗地方士紳、宗族、權貴甚至是當地的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