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承宗等人趕到校場時，正好看到這個山崩海裂一般的場景。數萬人共聲一呼，就連原本遮蔽太陽的云朵都似乎被嚇到了，一縷陽光頓時從云間照射到了崇禎身上，皇帝身上的武弁服頓時鮮明的像是一團烈火。

“士氣可用，陛下此次親征當無大礙了。”孫承宗有些心情激動的說出了聲音。

不過其他幾位官員卻并不都是如同孫承宗所想，有人已經忍耐不住說道：“這于禮不合啊，大軍出征是肅穆之舉，萬人高呼，這成何體統？

陛下如此輕佻，這些武人今后還能服從我輩調度嗎？此輩之中未必沒有錢寧、江彬之類，我等還是應當繼續勸諫陛下，不能親征冒險啊…”

當北郊大營三軍高呼時，夏允彝似乎聽到了些什么，不由起身推開窗戶向外張望。他站立的地方，正是喜雨樓二樓北面的杏花閣內。

喜雨樓是京城東南角的成賢街入口處的新建茶樓，此樓高三層，內部優雅簡潔，加上離燕京大學不遠，因此便成了夏允彝所在的講談社的根據地。

自從國子監改成燕京大學之后，除了名字被更換了之后，連國子監的諸多規矩也改了。原本門禁森嚴，普通人難以進出的國子監，現在已經變成了能夠自由出入的大學校園了。

而原本國子監的建筑占地面積也就不到3萬平米，扣除了教授、學官占用的面積，還有藏和孔廟，只要監生超過800人，就已經顯得極為局促了。不過，國初地位崇高的國子監，到了近世已經成了一群紈绔和商人子弟混日子的所在。

到了天啟年間，雖然名冊上有5、600人，但是真正入監讀書的人員，也就在2、300左右。當國子監改為燕京大學之后，崇禎對于燕京大學的在校學生數量要求是不少于3000人。這樣一來，國子監的擴建也就順理成章了。

原本監生們居住的地方全被改建成了校舍，而學生們的住宿地方被遷移到了成賢街以外的街區。如果不是國子監周邊都是民居，崇禎是很想在大學內弄出一塊操場，以供這些學生們運動的。

說來也是奇怪，當初國子監門禁森嚴的時候，監內的學生們總是想著要逃課，巴不得離開如同監獄一般的國子監和成賢街。

但是改成了燕京大學之后，新入學的學生們又覺得宿舍離學校太遠了，有錢的學生紛紛自己花錢在學校周邊租賃房屋居住。雖然現在燕京大學的學生還沒有達到3000人，但是超過1000人是肯定有的。

加上還有一些沒有資格入學，選擇在學校內進行旁聽的人員，每日1、2千人在此進出，成賢街倒是一時熱鬧了起來。而原本京城讀書人最喜歡聚堆的秦樓楚館，經過市政廳的整頓之后，終于衰落了下去。

成賢街上新開的茶樓棋社，倒是漸漸成了京城讀書人聚會聊天的所在。燕京大學內每三日召開一次的主題辯論或是演說，也成為了京城新思想、新知識的宣傳發布會。科學、哲學、邏輯學這些新名詞，正源源不斷的從成賢街的茶樓棋社擴散出去。

燕京大學在校內建立真理堂，讓學生和學者們進行辯論和演講，剛開始的時候只是讓人覺得有些新鮮。不過漸漸便有人聽出了味道，甚至不滿足于只是做一個旁觀者，希望能夠下場親自參與。

但是申請的人員實在太多，使得絕大多數想要宣傳和捍衛自己觀點的讀書人難得輪到一次。于是在成賢街上的茶樓棋社內，甚至是在成賢街的街頭，常常都會有人進行自己私下的演講。

有些人因此而得到了燕京大學真理堂的邀請，從而直接進入到真理堂發表自己的學術主張，有人因而聲名大噪，甚至獲得了燕京大學的聘請。因為這些幸運兒的事跡，使得成賢街上開起了許多茶樓，以供京城或是外地來的讀書人發表論。

以往讀書人想要成名，要么走正經的科舉仕途。一朝金榜題名，立刻便是天下皆知。要不然就是走名士的道路，名士有真名士和偽名士。真名士如劉宗周這種，讀個2、30年書，然后著書立作，天下聞名。

但是真名士對才學的要求太高，前期投入太大，不是一般人可以仿效的。于是到了近世，偽名士便應運而出了。明代是一個市井社會，不管從上到下，對于**都非常熱衷。揚州瘦馬、大同婆姨、西湖船娘，甚至都成了地方特色了。

在這種社會風氣的侵染之下，各地秦樓楚館的名妓，她們的一舉一動就成了市井百姓最為關注的熱點。而勛貴官僚更是這些名妓的熱烈追求者。同這些名妓見上一面，喝上一杯粗茶，最起碼也要10兩紋銀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