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禎主張下，山西商人集資建立山西銀行發行公債，計劃修建的山西鐵路南北主線，即北起山西大同經太原市南至蒲州，最后抵達在黃河邊的風陵渡，又被稱之為同蒲鐵路。

這條鐵路的修建計劃制定于去年六月，但是對于整條鐵路路線的地形測量，卻開始于去年4月。兩只測量隊伍以太原為出發點，一南一北各自負責了一段。歷經一年之后，較為平坦的太原-蒲州地區的路線差不多已經全部完成，但是太原-大同段因為山嶺起伏，地形變化極大，因此測量工作較為滯后一些。

太原、晉中、平遙、介休、臨汾、侯馬、平陽、蒲州、風陵渡，便是太原以南鐵路線路經過的地區，整條路線長約513公里，比太原到大同之間計劃修建的北線鐵路要長的多。

但是南線剛好坐落在運城、臨汾、太原三個盆地上，除了三個盆地相鄰地區，因為受到中條山、太岳山及呂梁山余脈的影響，施工較為困難之外，其他地域倒是同華北平原上施工一般，并沒什么阻礙。

南同蒲鐵路自去年10月開工以來，最先完成的便是從風陵渡到平陽府的聞喜縣段，總計136公里的鐵路線。

在這段鐵路完成之前，不管是山西士紳也好，還是負責督辦鐵路的山西地方官員也罷，他們都認為修建這條鐵路對山西的意義不大，純粹是朝廷為了給那些陜西災民一口飯吃，所以設立了這么一個耗資巨大的筑路項目。

雖然這些山西的士紳官員心里對此有所不滿，但是對于這條鐵路的籌建工作卻不敢有所阻擾。同陜西一河之隔的山西河東地區，是陜西災民逃荒最容易抵達的地方，涌入的災民人數數以萬計。

就算一些地方士紳官員設立了粥鋪，以安撫這些災民的情緒，使得他們不至于鋌而走險，淪落為盜匪流賊。但是對于后續源源不斷逃難而來的陜西災民數量，地方上這點善意就如同是用一瓢水去救一處山林大火，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

而且這些災民都來自于陜西，他們在山西既沒有田地可種，也沒有能夠養活自己門路，除了少數人可以被山西地方士紳收為奴仆，大多數人不過是在茍延殘喘罷了。如果不是這個朝廷擬建的山西鐵路建設計劃，山西的官員士紳們也不知要如何處理這些來山西逃荒的災民了。

光是一個鐵路修筑，及為鐵路修筑提供鐵軌、碎石、枕木等原料工廠的擴大，就消化了十多萬的青壯勞力，也間接的養活了十多萬戶家庭，使得逃入山西的陜西災民，大部分都找到了一個養活自己和家人的工作。

對于接任山西巡撫的洪承疇來說，這條鐵路的修建也給他減輕了不少賑濟災民的壓力。這位擔任浙江提學僉事時，雖然以才高識士而聞名，但其在民政和軍隊武備上，也著實有不錯的見解。

他剛剛接手山西巡撫的時候，并沒有因為陜西、山西分屬不同地方，而打算對陜西災情置之不理，把這些災民拒之門外。因為他很清楚，陜西、山西中間只隔著一條黃河，沿河上千里，不是一個分兵把守就能杜絕這些陜西災民入境的。

而一旦陜西民變不可遏制，裹挾災民的亂民一定會企圖沖入山西就食，那么山西最為富饒的河東地區，必然會毀于一旦。

因此對于朝廷頒發的賑濟陜西災民的命令中，遷移一部分災民入四川、河南、山西就食，并計劃興建各種工程以工代賑。他還是比較認同的，但是對于朝廷任用楊鶴招撫陜西流賊，以試圖安定地方，他卻也有著不同的看法。

在洪承疇看來，災民同流賊之間的界限其實非常的分明，受災之后能夠等待朝廷救濟而不敢觸犯法律的，便是災民。而試圖裹挾災民攻擊地方大戶，以奪取糧食財物自救的，便是流賊。

災民的人數雖然浩浩蕩蕩，但是只要沒有流賊居中號召組織，那么朝廷只需要派出幾名小吏就能安撫指揮。但是一旦有流賊居于其中，那么便是一點火星濺射在了一堆干柴上，不燃燒完畢，是無法熄滅下來的。

而流賊就如同瘟疫一般，一旦災民被流賊裹挾開了幾戶莊園又或是某個縣城，那么這些災民便很快失去了對于朝廷的敬畏之心。就如同游蕩在陜西各地野外的野狗，這些平日里守家護院的家犬，一旦嘗過了人肉的味道，便已經不可能再成為人類忠實的伙伴了。

因此洪承疇以為，對于陜西災民朝廷應當予以賑濟，但是對于那些已經舉旗造反的流賊，則應當盡數剿滅。以朝廷現在的經濟能力，根本賑濟不了全陜西的受災百姓，那么剿滅那些流賊，不僅可以極大的震懾受災百姓，更可以減少朝廷賑濟的對象。

更何況，在官軍強勢圍捕中才肯受撫的流民軍，再把他們分散安置到陜西各地災民中去，豈不是給了這些流賊東山再起的機會。一旦朝廷運往陜西的賑濟糧食短缺，便是陜西各地災民變亂的開始。

洪承疇把自己的擔憂寫成了一封奏折，希望能夠引起朝廷執政大臣和皇帝的注意。雖然朝廷并沒有完全接受他的建議，但還是做出了一些招撫政策上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