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袁可立的驚訝，朱由檢并不在意。區區2500萬兩白銀，江南豪族怎么會拿不出來。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城后，從這座城市的勛貴、官僚、宦官、商人手中就拷掠出了7千余萬兩白銀，這還是上交給李自成的公開財物。

朱由檢是不相信，在一個軍紀敗壞的軍隊中，軍人會把搶掠來的民財都繳納歸公的。即便是當年紅軍打土豪分田地的過程中，也是經過了無數的紀律整肅，才把一只農民武裝變成一只紀律整然的革命部隊的。

而這還是在以清教徒的自律方式下，才取得的偉大成果。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領袖進入北京后，便迅速腐化墮落，那里還能約束的住部下往自己口袋里裝金銀。

因此，李自成的起義軍從北京城的縉紳富戶手中拷掠出了7千余萬兩白銀，最起碼還有三分之一數量的財物，是落入到了起義軍將士手中的。因此光是北京城，所擁有的金銀就起碼超過了9千萬兩。

號稱聚集了大明三分之一財富的江南地區，怎么可能會拿不出2500萬兩白銀。外面雖然不過只有30多個官員，但是他們背后起碼同上百個江南豪族大戶有著姻親關系。真要較真起來，抄上一回家，也并不是湊不齊這2500萬兩白銀的。

不過一來這3500萬元國債，乃是為了預備增發的紙幣準備的，并不是給這些江南縉紳贖罪用的。二來想要進行一場工業革命，就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和一個有足夠消費能力的市場。

對比起海外充滿了不確定風險的外貿市場，一個成熟而又穩定的國內市場，顯然是工業革命初期最為需要的存在。

蘇州府額定稅糧約250萬石，松江府約96萬石，常州府約76萬石，嘉興府約62萬石，湖州約47萬石，以上五個地區的額定稅糧總計約531萬石，約占全國額定稅糧收入的五分之一弱。

到了崇禎元年，蘇州府應收稅糧已經發展到了350萬石，松江府也發展到103萬石。雖然這兩個地區都有拖欠現象，但是兩地的稅收加起來達到了大明田賦總額的六分之一，已經足以證明，這兩個地區的稅收完成度，已經足以影響到大明財政的支出狀況了。

這也是為什么，蘇松可以代指江南地區，而江南官紳對于朝廷的影響力會這么大了。畢竟在江南縉紳眼中，大明朝廷完全是靠江南的稅賦養著，難道還不允許他們對朝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嗎？

而作為全國稅糧第一第二的地區，蘇州每畝稅糧是三斗八升六合，松江是每畝稅糧二斗四升二合。這種固定稅額制度，使得蘇州、松江兩府的田賦遠遠高于其他地區，也難怪這些江南官紳能夠煽動起平民的不滿來了。

雖然崇禎頭痛于江南縉紳的偷稅漏稅，和拖欠田賦時的無恥。但是他也很清楚的認識到了，江南地區是大明商品化程度最高的社會，這一地區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差不多已經開始瓦解了，如果他要推行工業化，那么生產出來的工業品，能夠進行大力吸納的，只有人口繁多又開始步入市民社會的江南城鎮。

以江南五府的稅賦估算江南地區的商品經濟規模，大約就在16000萬兩到25000萬兩的樣子，大約占據了大明商品經濟規模的一半左右。

而根據這一年來對各地經濟數據的調查收集，戶部和數學院估算出，崇禎元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大約為8億5千萬兩白銀。如果以一億五千萬人口計算，平均每個大明人創造了5.67兩白銀。

也許這個數字并不是很準確，畢竟現在的大明并沒有建立一個遍布全國的統計局，但是這個數字同大明人均溫飽的水平線相比，出入不是很大，因此不管是戶部的官員還是崇禎都認可了這個數字。

但是想要把江南地區變成一個真正的商品經濟社會，首先就需要廢除各種人身依附關系。沒有人身的自由權力，就不會有私有財產的獨立權力。而沒有私有財產的獨立權力，就不可能會出現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對于袁可立的疑問，朱由檢原本板著的臉卻突然緩和了下來，他平靜的對這位刑部尚書說道：“朕又不是強盜，他們也不是肉票，朕能干出拿錢贖買罪行的事嗎？

如何處置他們，這是法律規定的事，朕身為大明天子，只會監督有沒有人徇私枉法，和法官量刑是否過重。至于法律條文本身，是為天下人而設置，不是單單為了某個人設置的。因此袁尚書不必過于悲觀，你身為刑部尚書，難道不更應該相信法律嗎？”

隨著崇禎的開口，袁可立似乎聽到了身邊幾位同僚放松呼吸的聲音，但是他可沒有這幾位同僚這么寬的心，以為遵照法律就能替外面的清流官員脫身了。

皇帝這么說，不過是撇清了他自己在這件事上的傾向性。但是，黃立極、吳淳夫這些閹黨，難道不會趁著這個機會對東林黨人落井下石么。

袁可立還在思考的時候，朱由檢又繼續說道：“朕讓郭先生把這份預算書提前拿出來，主要是還有一件事，要同各位商議。

首先，建立12座工業城市，必然會需要農村的富余人口向這些城市聚集。我們都很清楚，從國初傳下來的規矩，除了士子之外，其他百姓出門都需要路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