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確靶心，鎖定議題：

直接點出“西夏之患，實乃國朝心腹之疾”。

這表明，皇帝將西夏問題提升到了最高級別的戰略高度。

此前所有的思想交鋒，至此被強制收束到一個具體的、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上來。

皇帝告訴所有人：別跑題，我們討論的核心就是“如何解決西夏問題”。

訂立規則，導向實干：

這是最核心、也最嚴厲的一步。

“空談誤國，實干興邦”是定下的總基調。

隨后提出的“持實據、獻實策、求實效”是具體方法論。

而“非聽‘華夷’空論，乃聽‘強弱’實情；非聽‘義利’辯駁，乃聽‘成敗’方略”，則是赤裸裸的議題引導和篩選標準。

這意味著，從今往后，任何關于西夏的奏對、文章，如果還停留在泛泛的道德批判、華夷之辨、義利之辯層面，將在皇帝那里直接失效。

皇帝只對包含具體數據（強弱實情）、可行方案（成敗方略）的“實學”感興趣。

這期《邸報》造成的效果，是地震級的。

支持改革者（新黨、務實派）：

歡欣鼓舞，如奉圭臬。

他們從御批中讀到了最明確的信號：

皇帝站在他們這邊，皇帝要的是“實干”和“實策”。

王安石、舒亶的文章提供了理論武器，而皇帝的御批則賦予了行動的合法性和緊迫性。

他們立刻開始埋頭鉆研邊備、財政、地理，準備用厚厚的、充滿數據和分析的奏章來贏得圣心。

守舊派（清流、朔學門人）：

如坐針氈，進退維谷。

御批像一道枷鎖，鎖住了他們最擅長的“道德文章”和“義理之辯”。

他們不能再靠空泛的“修德”、“仁義”來駁斥對手，必須拿出實實在在的、關于西夏的“強弱實情”和“成敗方略”。

而這，恰恰是他們的短板。一些人開始被迫研究他們不屑一顧的“夷務”，更多人則感到巨大的失落和憤懣，認為圣學旁落。

中間派與太學生：

方向驟明，紛紛轉向。

皇帝的御批如同燈塔，驅散了年輕人眼前的迷霧。

原來，報效國家不在于能寫多華美的道德文章，而在于能否厘清邊境屯田的畝產、分析西夏各軍司的兵力虛實、提出鞏固城防的具體工事方案。

一大批有識之士開始將興趣轉向地理、兵制、財政等“實學”，整個士林的風氣為之一變。

邊疆大吏（如呂公弼）：

長舒一口氣，倍感振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