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他這幾天寫稅法時得到的靈感。

大唐的賦稅種類很多，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均田令和租庸調，這兩項都是農業稅。

古代很少有商稅，因為士農工商，商人在最底層。

古人認為，商人投機倒把，不從事生產，在糧食匱乏的年代，會影響政治的穩定。

所以，不收商人的稅，一是因為商人的身份太低，換句話說，就是沒有資格。

另一個原因，則是古代商業不發達。

不過到了宋代，商貿發展到了鼎峰，但依舊是以農業稅為主要收入來源。

李想之所以提出這個建議，是因為商業稅比農業稅要少得多，不會有太大的阻力。

在這個時代，土地才是第一要務，商人再厲害，也敵不過官府。

所謂破家縣令，滅門知府。

即便是家財萬貫，在府尹大人面前，也是不值一提。

“以農為本”的小農經濟，貫徹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

“這道政令，可不是那么好下達的，一個不小心，就會引發動亂。”

李世民想了想。

“不過，朕既然答應了你，就不會食。”

“現在，穩定是最重要的。”

“大唐雖然剛剛大獲全勝，但是這些年的積累已經消耗殆盡，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養精蓄銳，不能再出任何的差錯，你明白嗎？”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