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事

十六年前那個深秋的傍晚，風已經很硬了。村口那棵老槐樹葉子落得精光，烏黑的枝椏像無數只伸向灰蒙蒙天空的手，底下密密匝匝圍了一群人。陳衛國剛從地里回來，鋤頭還扛在肩上，就看見這陣仗。寒風裹著零碎的議論聲往他耳朵里鉆：

“老李頭走了……咋辦的后事？”

“兒女都不在跟前，聽說那女兒早些年就……”

“五保戶，村里得出面吧？”

他心里咯噔一下，撂下鋤頭擠進去。李家那兩間低矮的土坯房門口，一塊舊門板擱在兩條長凳上，李伯就躺在那上面。臉用一塊舊白布蓋著，只露出花白雜亂的頭發。一只枯瘦僵硬的手垂在板子外邊，還死死攥著半塊干硬的饅頭，指節嶙峋得嚇人。旁邊地上放著一個豁了口的粗瓷碗，里面是半碗渾濁的涼水。

村支書老張正蹲在門口抽悶煙，看見陳衛國，站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煙灰簌簌地掉。“衛國來了，”老張的聲音帶著沙啞的疲憊，“你心善，在村里年輕人里是頭一份。李伯這事……你幫著操辦操辦？”

陳衛國沒立刻應聲。他看著那只攥著饅頭的手，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還是個光屁股娃娃滿村跑的時候，李伯那時還不算太老，總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中山裝，兜里仿佛有個寶庫，時常能摸出一兩顆用花花綠綠糖紙包著的水果糖，悄悄塞進他臟兮兮的小手里。糖很便宜，甜得發膩，卻是那個貧瘠年代里難得的滋味。李伯從不說什么，只摸摸他的頭，眼神渾濁而溫和。

“嗯。”陳衛國聽見自己喉嚨里應了一聲。

接下來三天，陳衛國成了李伯的“臨時兒子”。他蹬著那輛除了鈴不響哪兒都響的自行車，去鎮上唯一一家壽衣店買壽衣。店里的老婆婆抖開一套藏藍色的中山裝，料子硬挺，帶著一股樟木和灰塵混合的氣味。“這個好，體面。”老婆婆說。陳衛國摸了摸衣服粗糙的質地，付了錢。

棺材是請鄰村的老木匠趕工做的，最便宜的松木，刨花卷曲著落了一地，帶著新鮮的木頭香氣。聯系火葬場的車，對方在電話里公事公辦地問：“家屬叫什么？”陳衛國頓了一下，說：“陳衛國。”

靈棚就搭在陳衛國自家院子里。白色的孝布掛起來，在秋風里獵獵作響。他母親，一個瘦小的老太太，站在灶房門口，撩起圍裙擦手，欲又止：“衛國，不是媽說你……這算怎么回事？李伯是可憐，可他那女兒……萬一哪天找回來，說不清道不明的。咱別惹這麻煩。”

村里人的閑話也順著風飄過來。

“圖啥呢？老李頭家徒四壁，連個像樣的木頭箱子都沒有。”

“年輕人，想出風頭吧？”

“誰知道呢，說不定老李頭藏了什么好東西……”

陳衛國不吭聲，只是默默地給長明燈添油，檢查香燭是否燃盡。他看著門板上李伯覆蓋著白布的輪廓，那么瘦小，像一片隨時會被風吹走的枯葉。他想起李伯晚年，佝僂著背，拖著一個巨大的編織袋，在村里的垃圾堆和路邊翻撿塑料瓶和廢紙殼，眼神躲閃，見了人就加快腳步。人死了，總不能連最后一點體面都沒有。他咬咬牙，對自己，也是對那些無形的壓力說：“人走了，總得讓他體體面面地走。我管到底。”

出殯那天，天色陰沉得像一塊臟抹布。只有陳衛國和支書叫來的幾個本家遠房親戚抬棺。棺木不算重，但山路被秋雨泡得泥濘不堪，深一腳淺一腳，每一下都像要把人吸進地里。粗糙的麻繩勒進肩膀，火辣辣地疼。嗩吶聲嗚咽咽地吹著，不成調子，在空曠的山野間顯得格外凄涼。沒有哭聲，只有沉重的喘息和腳踩泥濘的噗嗤聲。

終于把李伯安葬在村后那片荒草萋萋的山坡上，挨著他早逝的妻子。新壘的黃土墳包前，立著一塊簡陋的青石墓碑，上面是陳衛國求人刻的五個字——“鄰人李公之墓”。沒有生卒年月，沒有立碑人。看著那幾個刻痕深深的字，陳衛國心里那根繃了三天三夜的弦，才稍稍松快了些。他點燃一沓黃紙，看火苗舔舐著紙錢，變成黑色的灰蝶在風中盤旋。他想，李伯，路上有點錢花，到了那邊，就別再撿破爛了。

十六年，像村邊那條小河的水，悄無聲息地流走了。陳衛國早已不是當年的年輕后生，他進了鎮上的建筑隊，成了千萬農民工中的一個。春天的一個下午，陽光晃眼，他正在新開發的樓盤工地上搬磚。汗水和著水泥灰糊了一臉，腰像是要斷掉。就在這時，褲兜里的手機尖銳地響了起來，是一個完全陌生的號碼，歸屬地顯示是福建。

他放下磚塊，接通電話，習慣性地用肩膀和臉頰夾住手機，雙手準備繼續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