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方導演思考的是呈現方式：“如何用影像呈現這種多維度、多層次、多形式的‘偉大斗爭’？它不像戰爭電影那樣有明確的敵我陣營和激烈沖突。它可能是會議室里的爭論，可能是電腦前的數據分析，可能是田間地頭的走訪，可能是深夜辦公室的燈光。這種‘靜水深流’式的斗爭，其實更難表現但更真實。”

趙曉穎在本子上記錄著核心觀點，同時思考下一步的調研方向。今天討論的多是黨政干部和專家的視角，她還需要聽到更廣泛的聲音——普通群眾如何看待身邊的“斗爭”？企業、社會組織、基層社區又在進行著怎樣的“斗爭”？

幾天后，團隊深入清州的幾個不同類型社區，想看看基層社會治理中的“斗爭”實踐。

在“梧桐苑”社區，這是一個新建的商品房小區，居民以年輕白領和專業人士為主。社區黨支部書記是位三十多歲的女性，叫蘇梅，原本是企業hr，三年前被選為書記。

“我們社區的‘斗爭’，主要是與居民公共意識不足、社區凝聚力薄弱作斗爭。”蘇梅直不諱，“住在這里的人學歷高、收入高，但社區參與度低。垃圾分類推行難，樓道堆物整治難，物業矛盾調解難。”

“有什么有效方法？”

蘇梅笑了：“我們摸索出一套‘三動工作法’：黨員帶動、活動拉動、情感觸動。比如垃圾分類，我們先發動黨員家庭帶頭分類，在樓道公示評比；然后組織垃圾分類知識競賽、變廢為寶手工活動，吸引年輕人參與；對于特別不配合的，我們上門聊天，不是講大道理，而是聊健康、聊孩子教育——‘垃圾分類好了，小區環境好了，孩子生病都少了’。慢慢就有效果了。”

她補充道：“這其實也是一場‘斗爭’——與現代都市人的原子化生活方式斗爭，與‘各掃門前雪’的心態斗爭。但我們看到變化：去年我們成立了八個興趣社團，社區議事會的參會率從不到10%提高到了40%。這就是基層民主的成長，是靜悄悄但意義重大的斗爭。”

在老舊廠區改造的“東風社區”，情況完全不同。這里老年人口多，困難群體多，歷史遺留問題多。社區主任老楊，五十八歲，在這里工作了二十年。

“我們這的斗爭，是與貧困斗爭，與疾病斗爭，與孤獨斗爭。”老楊說話實在，“社區三百多戶，三分之一是低保或低收入家庭，五分之一是殘疾人，空巢獨居老人有八十多個。我們的任務就是不讓一個人掉隊。”

他帶團隊走訪了幾戶。在殘疾人家中，社區幫助進行了無障礙改造，聯系了居家就業項目；在獨居老人家里，安裝了“一鍵呼叫”系統，志愿者每天上門看望；在失業人員家中，提供技能培訓和信息對接。

“這都是細水長流的工作，沒什么驚天動地的事。”老楊說，“但我覺得，這就是最真實的‘偉大斗爭’——為每一個普通人的尊嚴和生活而戰。國家政策再好，落到每個人身上，都需要社區這個‘最后一米’的工作。我們多做一點，群眾的困難就少一點，對黨和zhengfu的信任就多一點。”

在城鄉結合部的“和諧社區”，外來人口多，管理難度大。社區民警小趙，二十九歲，向大家介紹了他們的“斗爭”：“主要是與治安隱患斗爭，與矛盾糾紛斗爭，與融合難題斗爭。”

他們創新了“房東協會”制度，把出租房主組織起來，壓實安全管理責任；建立了“老鄉調解室”，利用同鄉情誼化解外來人員之間的糾紛；開辦了“社區融合課堂”，教外來人員本地話、本地習俗，也組織本地居民了解外來文化。

“開始很難，本地人和外地人互不信任。”小趙說，“但我們堅持辦活動，端午節一起包粽子，中秋節一起做月餅，春節一起辦晚會。慢慢就有了交流，有了理解。去年，社區刑事警情下降了60%，矛盾糾紛調解成功率達到95%。這就是基層平安建設的斗爭，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微觀實踐。”

走訪完這些社區，團隊又拜訪了幾家企業和一家社會組織。

在一家科技創業公司，創始人談到的是“與技術創新瓶頸的斗爭”“與市場競爭壓力的斗爭”“與人才流失風險的斗爭”；在一家傳統制造企業，管理者談到的是“與產能過剩的斗爭”“與環保要求的斗爭”“與轉型升級的陣痛作斗爭”。

在一家專注于困境兒童幫扶的社會組織“陽光之家”，創辦人李老師的話令人動容：“我們每天都在斗爭——與貧困對兒童成長的影響斗爭，與社會偏見斗爭，與資源不足斗爭。每個孩子的改變，都是一場小小的勝利。當我們幫助一個受虐待的孩子走出陰影，幫助一個殘疾孩子學會自立，幫助一個貧困孩子考上大學，那種成就感，不亞于打贏一場大仗。”

晚上，團隊再次聚在一起，整合這幾天多層面的見聞。

“現在我明白了，”小林感慨地說，“‘偉大斗爭’真的無處不在。在國家層面，它是戰略性的博弈；在黨政機關，它是制度性的變革；在基層社區，它是民生性的改善；在企業和社會組織，它是發展性的突破。雖然形式、規模、內容不同，但內核相通——都是為了解決問題、克服困難、實現進步而進行的努力。”

王工分析道：“這反映了中國社會的一個深刻特征：它是一個高度組織化、同時又充滿內在張力的系統。‘斗爭’是這個系統保持活力、實現演進的基本方式。但關鍵在于，這種斗爭是在共同目標和價值共識下的‘建設性斗爭’，而不是西方政治中那種撕裂性的‘對抗性斗爭’。”

老方導演在思考敘事結構：“如果我們以‘偉大斗爭’為主題做一個紀錄片系列，可以采取多線并行的結構：一條線是宏觀戰略層面的斗爭（如科技攻關、重大改革），一條線是中觀治理層面的斗爭（如反腐敗、風險防控），一條線是微觀民生層面的斗爭（如社區治理、困難幫扶）。三條線交織，展現這個國家從上到下、從大到小的奮斗全景。”

趙曉穎在本子上寫下最終思考：

“‘偉大斗爭’在新時代的中國，呈現出五個鮮明特征：

1.全域性：覆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各個領域，貫穿國家治理、社會治理、基層治理各個層面。

2.人民性：一切斗爭都是為了人民利益，依靠人民力量，由人民評判。從反腐敗到社區治理，最終的落腳點都是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建設性：斗爭的目的不是破壞而是建設，不是撕裂而是整合，是在解決矛盾中推動社會進步。

4.系統性：強調源頭治理、系統治理、綜合治理，注重運用法治、技術、制度等多種手段。

5.常態性：認識到矛盾斗爭的普遍性和長期性，不期望一勞永逸，而是準備進行持久戰。

而進行這樣的偉大斗爭，需要三種力量的結合：自上而下的領導力（提供方向和資源），自下而上的創造力（探索路徑和方法），橫向聯動的協同力（整合力量和智慧）。這可能是‘中國之治’的一個重要密碼。

接下來的調研，我們應該更加關注這種力量的結合：在具體的斗爭實踐中，領導者、執行者、參與者如何互動？制度設計、技術創新、文化塑造如何協同？在解決一個個具體問題的過程中，整個社會如何學習和進化？”

合上筆記本，趙曉穎望向窗外的城市。夜幕降臨，萬家燈火。

每一盞燈下，都有人在斗爭——與工作中的難題斗爭，與生活中的困境斗爭，與自己的局限斗爭。正是這無數微小的斗爭，匯聚成這個國家前行的磅礴力量；正是這一次次具體的突破，累積成這個時代深刻的變革。

偉大斗爭，從來不是遙遠的政治口號。它就在每個崗位上，每次選擇中，每份堅持里。記錄這些斗爭，理解這些斗爭，傳遞這些斗爭的精神，也許就是趙曉穎和她的團隊，在這個偉大時代所能做的最有價值的貢獻。

而這項工作本身，何嘗不是一場需要智慧、勇氣和毅力的偉大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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