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奏！”皇帝斬釘截鐵，“朕賜你臨機專斷之權！都察院內外，凡有不職者、心懷異志者，卿可先行黜退，后奏朕知！朕與你做主！”

“臣！顧佐！領旨謝恩！必竭盡全力，為陛下重塑一把鋒利的清廉之劍！”顧佐重重叩首，聲音中充滿了決絕與使命感。

任命顧佐的旨意旋即明發天下，朝野為之側目。誰都清楚，“顧鐵面”上任，都察院必將迎來一場腥風血雨般的整頓。

顧佐雷厲風行，即刻赴任。他并未急于對外糾劾，而是首先刀刃向內，依據平日考績、風聞及密查，對北京、南京兩都察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清洗。短短數日之內，共計四十三名御史、經歷、都事等官員因“老疾”、“疲軟”、“不堪任事”或“聲名有污”等緣由被革職、降調或勒令致仕。其動作之迅猛、判斷之果決、處置之嚴厲，令人瞠目結舌，都察院內一時間風聲鶴唳，卻也風氣為之一肅！

空出的職位，朱瞻基與顧佐親自把關，從翰林院、六科廊及地方干吏中，遴選了一批年富力強、素有清望、勇于任事的官員充任，并規定所有新任御史，必須經過嚴格考選與實務培訓方可上任。

緊接著，朱瞻基頒布《欽定憲綱事類》，對都察院的辦事程序、御史出巡規范、糾劾奏報格式等進行了詳盡規定，使其運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極大提升了效率與規范性。

更為重要的是，朱瞻基極大地擴展了都察院的職能范圍，賦予其兩項全新的核心使命：

一、重建天下兵員名冊（“清軍”）。命都察院派遣御史分赴各都司、衛所，徹底清查軍戶、核實兵員、點驗器械、核校糧餉，旨在革除“吃空餉”、兵員虛冒、軍屯侵占等積弊，務求摸清帝國真實軍力，重振武備。

二、巡視邊境各省（“巡邊”）。定期派遣資深御史巡閱九邊重鎮，稽查邊將是否恪盡職守、邊防是否堅固、糧秣是否充足、與邊外部落往來有無弊端，并可直接向皇帝密奏邊情，使朝廷對邊疆動態了如指掌。

這兩項新職能，將都察院的監察觸角，從傳統的官員個人品德與政務紀律，延伸至帝國的軍事命脈與邊防安全，其權柄與責任空前加重。

這一系列組合拳下來，整個大明的官僚體系為之震顫！以往可以睜只眼閉只眼的事情，如今在“顧鐵面”和煥然一新的都察院面前，很可能意味著立刻丟官去職，甚至下獄問罪。官員們行事無不謹小慎微，效率竟也提高不少。朝廷政令，為之一暢。

更深層次的變化，則在朝堂的權力格局中悄然發生。

首當其沖的，便是以“三楊”為代表的、長期以來穩坐文官集團頂端的元老重臣們。楊士奇因教子無方引咎閉門思過，雖不久后即在皇帝慰留下重返內閣，但其聲望與話語權已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以往，內閣票擬、部院執行、官拾遺補缺，雖各有職分，但“三楊”尤其是楊士奇的意向，往往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如今，一個強勢、獨立且直接對皇帝負責的都察院橫空出世，其觸角深入軍政各個角落，擁有了封駁、彈劾、巡查、考績復核等空前強大的權柄，使得皇權繞過傳統文官體系、直接掌控全局的能力大大增強。“三楊”在處理政務時，不得不更加考慮都察院的監督和皇帝的最終態度，其一九鼎的絕對權威時期，已然一去不復返。

其次，朝堂上原本或明或暗的派系對立和山頭主義，在都察院這把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下，得到了顯著的遏制。以往，官員升遷貶黜，往往需考量師承、籍貫、同年等關系，彼此袒護、黨同伐異之事并不鮮見。如今，顧佐領導的都察院只認法度規章與皇帝圣意，不認任何派系人情。任何試圖結黨營私、互相攻訐的行為，都可能被都察院敏銳地捕捉并予以無情打擊。官員們為了避嫌自保，不得不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務實任事之中，以往那種圍繞某個核心人物形成的松散政治聯盟，其凝聚力大為減弱。朝議的風氣，也從過去的暗流涌動、相互傾軋，轉向更加注重實務和效率，雖然謹小慎微，卻也更加清明。

朱瞻基通過擢用顧佐、重塑都察院這一招，看似只是整頓吏治，實則是一石數鳥的精妙權術。他不僅得到了一把鋒利的、直接掌握的監察利劍，更借此巧妙地打破了永樂、洪熙以來逐漸固化的、以靖難勛臣和資深文官為核心的舊有權力平衡。他并沒有粗暴地剝奪“三楊”等老臣的權力，而是通過引入一個強大的制衡力量（都察院），極大地增強了皇權的主動性和控制力，將朝政的主導權更牢固地抓在了自己手中。原本看似根深蒂固的政治格局，竟被他以雷霆手段加之制度創新，在短短時間內，便有效地“打散”并重構，呈現出以皇權為核心、都察院與內閣部院相互制衡監督的新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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