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清晨，北京的風還帶著料峭寒意，我拎著那只磨得發白的帆布包，踏上了開往西南的綠皮車。

車廂里人不多，大多是南下的知青和轉業兵，空氣混雜著煙草、汗味和鐵銹的氣息。

我把《特種鋼模具快速優化操作手冊》攤在膝上，手指一遍遍劃過那些密密麻麻的修訂痕跡――這本冊子，是過去三個月我和十幾個廠的技術員用三百多塊廢鋼試出來的命脈。

每一頁都浸著熱處理車間的油污、鍛壓機的震顫，還有張大力他們熬夜畫圖時咳出的血絲。

這次去西南三線兵工廠，不是指導，不是視察，是一場賭命的推廣。

如果失敗，不只是我個人身敗名裂，更是把“群眾創新”四個字釘死在恥辱柱上。

從此以后，誰還敢信一個學徒工能改工藝？

誰還敢讓八級工在圖紙上簽字？

火車哐當晃動，我從工具箱底層摸出那本焊上名字的事故報告。

封面焦黑，邊角卷曲，那是我在紅星廠第一次試驗炸模后從廢墟里扒出來的。

背面刻著七個字：“紅星火種聯調?1965.4.12”，像一道烙印，也像一句誓詞。

我翻到最后一頁，輕輕撫過那些手寫的數據：冷卻通道偏移0.8毫米，圓角半徑提升至r3.5，保溫時間縮短17分鐘……這些數字看似微小，卻曾在三次爆模、兩次報廢整爐合金后才終于穩定下來。

而今天，我要把這些“碎片記憶”拼成一條能在不同設備、不同鋼廠復現的活路。

筆記本上，三條底線依舊清晰：

一、不靠上級壓任務；

二、不用紅星廠當樣板；

三、不讓一個參與單位白干。

我不是來搞欽差巡查的，我是來建規矩的。

三天后傍晚，列車緩緩停靠在群山環繞的小站。

站臺連路燈都沒有，只有幾盞馬燈搖曳著昏黃的光。

接我的是西南兵工廠技術科長趙振邦，四十出頭，臉上沒什么表情，握手時掌心干燥有力。

“林組長，歡迎。”他語氣客氣，眼神卻冷，“我們這邊條件差，您多擔待。”

我沒應話，只點點頭，跟著上了破舊的通勤車。

一路顛簸進山，廠區藏在峽谷深處，高聳的煙囪如同沉默的哨兵。

招待所潮濕陰暗，墻皮剝落，但我沒提任何要求。

當晚例會，趙科長開門見山：“林工，您名氣大，我們也尊重您的經驗。可這一爐鋼，是軍委點名要的遠程炮彈殼用料，總共就六噸，不容有失。您帶來的新法子……我們不敢拿國家任務冒險。”

會議室一片靜默，幾位技術人員低頭抽煙，沒人敢抬頭看我。

我放下茶杯，聲音不高：“我不需要你們現在就改工藝。”

眾人微微抬眼。

“借我一間廢棄車間，兩名自愿報名的老師傅，再給我三天時間。”我說，“成果歸你們，風險我擔。”

趙科長皺眉：“你這是何苦？真出了事，誰都兜不住。”

“所以我不要編制、不要經費、不要命令。”我直視他，“只求一塊地，一臺舊鍛壓機，讓我試試能不能讓這塊鋼活得更久一點。”

他猶豫良久，終于點頭：“行。西區那個塌了頂的老廠房，歸你。人嘛……明天看看有沒有愿意搭把手的。”

散會后，我回到房間，打開工具箱，取出小崔凌晨發來的電報：

張大力帶隊完成第二次試產，廢品率穩在5%以下。

紙條邊緣已被汗水浸軟。

我把它折好，塞進工具箱夾層――這不是炫耀，是給自己留的底氣。

千里之外，有人正踩著我的腳印往前走。

我不能倒。

第二天雞未打鳴，我就進了西區廢車間。

屋頂漏雨，地面坑洼，一臺五十年代引進的蘇聯鍛壓機趴在那里，像一頭病牛。

但對我夠用了。

我從背包里取出帶來的應力測繪貼片、自校準量規、還有那套親手打磨的仿形修模刀具，在機器旁搭起簡易工位。

沒有助手，我自己接電線、調液壓、測基座水平。

七點整，兩名老師傅來了。

一個是退休返聘的陳伯，鍛工三十年，滿臉疤痕；另一個是模具組的老周，聽說我要動軍委項目用鋼的模具，一路罵著進來：“搞啥花架子！我們幾十年都這么干過來的！”

我沒爭辯，只遞上手套：“兩位師傅，今天我想復刻一次咱們上次在紅星廠做的‘冷卻通道微調+圓角應力釋放’工藝。您二位看著，覺得哪一步不對，隨時喊停。”

他們互望一眼，終究沒走。

十點鐘，第一塊本地鋼材加熱到位。

我親自操控送料桿，按手冊參數調整噴淋節奏，控制降溫梯度。

陳伯蹲在旁邊，忽然開口：“你這水壓比標準低兩成，不怕冷卻不均？”

“均不均，看的是溫度場分布，不是水壓高低。”我一邊記錄數據一邊答，“咱們以前憑手感摸模具發燙的位置，現在我貼了測溫片，能看見熱流走向。”

他說不出話來，只盯著儀表盤上的曲線愣神。

中午時分，第一套改制模具出爐。

表面光滑，無裂紋，尺寸初檢合格。

圍觀工人開始竊竊私語。

第三日正午，壓力測試開始。

臨界值逼近，鍛壓機油表指針顫抖爬升。所有人屏息。

“咔！”一聲悶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