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功會后第三天，我沒回辦公室。

風刮得緊，枯葉貼著地面打旋兒。

我拎著飯盒穿過廠區那條被煤渣踩實的小道，腳底咯吱響，像踩在舊日子的骨頭上。

食堂里人不多，幾張木桌歪斜地擺著，墻角水缸結了層薄冰。

我專挑靠窗那桌坐下――那里坐著幾個老師傅，灰棉襖裹得嚴實，正就著一碟咸菜疙瘩議論紛紛。

“聽說了嗎？調度科又退了老趙的鉆模圖紙。”一個禿頂老頭嘬著牙花子，“說他沒職稱，不能申報技改。”

“可不是嘛！”旁邊接話的是鉗工班的老陳，“咱們這些人干了一輩子，手熟心得很，可一提‘革新’兩個字，人家就說你不懂理論。圖紙畫得再好也沒用，得有資格才行。”

“資格？”另一人冷笑，“咱廠里八級工都快絕了，還談什么資格？”

他們聲音不大，卻字字砸在我心上。

我低頭扒了一口冷飯，鋁制飯盒邊緣被我無意識地用筷子尖敲了三下――篤、篤、篤。

聲音清脆，像是測金屬厚度，也像是在心里打節奏。

這動作是前世留下的習慣，每當我在思考某個結構強度問題時，總會不自覺地敲擊金屬表面，聽它的回音。

忽然，我抬頭問小李嫂：“你們這蒸飯箱一天燒多少煤？”

她正掀開大鍋蓋，熱氣撲面而來，熏得眼鏡起霧。

她抹了把臉，嘆氣：“兩噸都不夠！爐子漏氣，蒸汽全跑了，火候還不穩，早上蒸糊了，中午又夾生。”

我笑了：“要是能省下三成呢？”

她擺手：“那你得讓鍋爐房把廢汽收回來，還得有人懂熱循環……我們可不敢想。”

“那就從你這兒開始。”我說。

她愣住，鍋鏟停在半空。

我沒再多解釋，只把飯盒合上，起身走了。

但那一句話，像顆火星，落進了我心里最干的柴堆。

周末夜校，不再講誤差分析，也不講公差配合。

黑板換了一塊新的，墨綠色，邊角還有鐵銹，是廢品站撿來的。

上面用白粉筆寫著七個大字：火種計劃首批課題征集。

底下貼滿了紙條，密密麻麻，像春天剛冒頭的野草：

“鍛壓機送料太慢，每小時少沖二十件。”

“鋸床冷卻水白白流走，一個月浪費上千噸。”

“托兒所孩子總往車間跑，安全隱患大。”

“電焊煙塵太大，班長說肺要黑透了。”

“夜班照明不夠，老張差點切掉手指。”

我帶著蘇晚晴一條條看過去。

她穿一件深藍工裝，袖口磨得發白，手里拿著個小本子記著什么。

燈光昏黃，照在她側臉上，睫毛投下一小片影子。

“不求高精尖，”我說，“只求真解決問題。”

她點頭，目光掃過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跡，忽然輕聲問：“你就這么信他們能成？”

我正在擦焊槍頭，銅嘴有點氧化，砂紙摩擦發出細微嘶響。

聽見她的話，手沒停。

“不是我相信。”我抬頭看了她一眼，“是我不攔著，他們自己就會燃。”

當晚，我把技術組閑置的一間資料室騰了出來。

門板卸了，換了塊新牌子，是我親手焊的鐵皮字――火種工坊。

立下三條規矩：

一、任何人可領題攻關，不限身份、不論資歷；

二、成果歸集體所有，不得私占；

三、署名必須寫團隊，個人名字可以加括號。

墻上貼出《協作登記表》，紅藍鉛筆填得滿滿當當。

第一天就有十七人報名，連食堂大師傅都遞了張條子：“我想做個自動撈飯勺，省力氣。”

沒人知道，這塊牌子掛出去的那一夜，我坐在空蕩的工坊里抽了整整一包大前門。

煙霧繚繞中，我看著手繪的流程圖――這不是簡單的技術改進，這是要把“人”的價值重新焊進這個時代的鋼鐵骨架里。

一個月后，鍋爐房傳來異響。

不是爆炸，也不是故障，而是一種從未有過的聲音――鏈條運轉的沉穩節奏，咔噠、咔噠，像心跳。

我趕到時，老倪正蹲在他那個“自動清渣裝置”旁，滿臉煤灰，卻咧著嘴笑，露出一口白牙。

鐵鏈牽引的刮板正緩緩將爐底積渣拖出，順著斜槽滑進渣斗。

以前這活兒得人鉆進六百度高溫的爐膛里掏炭，現在，按鈕一按，機器代勞。

他拍下了第一段運行視頻――用的是廠里報廢的16mm攝影機，膠片發霉，但他修好了。

手抖著交到我手里：“林工……我沒文化，圖也不會畫……但這玩意兒，真省命。”

我盯著畫面看了很久。

那不是什么高科技，就是一個定時繼電器加偏心輪傳動，材料全是廢品站淘來的。

但它背后，是一個沉默二十年的司爐工，在深夜獨自琢磨出來的活路。

我立刻調來小崔，讓他用繼電器優化啟停頻率；又讓小郭測算清渣周期與燃煤效率的關系。

三天后，數據出爐：日均節煤1.8噸，司爐工勞動強度下降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