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清晨，天剛蒙了點白，廠里的大喇叭還沒響，我踩著濕漉漉的煤渣路往夜校教室走。

雨停了，可風還冷，袖口沾著昨夜檐下滴水的潮氣。

推開那扇老木門時，我愣住了。

黑板被擦得發白，粉筆灰在晨光里浮著，像一層薄霧。

講臺上，整整齊齊擺著一套黃銅繪圖儀器――丁字尺、比例規、圓規，锃亮得能照出人影。

最前頭，靜靜躺著一本翻爛邊的《蘇聯機械制圖標準》，書脊裂開，用膠布纏了好幾圈。

粉筆槽里壓著一張紙條。

我抽出一看，手指頓住。

“你講得對，工具是死的，人是活的。”

字跡顫抖，卻一筆一劃寫得極重，像是每寫一個字都耗盡了力氣。

那是周文彬的手筆。

我慢慢坐下，指尖撫過那把三角尺。

漆皮剝落，銅角磨出了暗光。

記得半個月前，他在課堂上當眾收走它，說“不按標準畫圖，就是對工藝的褻瀆”。

那天晚上，我把這把尺子塞進了自己的工具箱，沒說話，也沒爭。

不是認輸，而是知道――有些仗，不能靠嘴打贏。

可現在它回來了。

不是被扔回來，也不是作為妥協的象征，而是端端正正地擺在那兒，像一種交付。

我的心忽然沉下來，又熱起來。

這把尺子曾經代表的是“規矩”，是“本本主義”，是圖紙上不容更改的紅線。

可今天，它成了一種信物――一個老技術員，在無數個輾轉反側的夜里，終于承認：原來真理不在書里，而在工人手上的老繭里，在鍛件冷卻時那一聲細微的“咔”。

我輕輕把三角尺放在第一排課桌上，那里曾坐著小郭，坐著大劉，坐著老吳媽。

空蕩蕩的教室，只有風從窗縫鉆進來，吹動講義一角。

我對著空氣說：“課，還得有人接著講下去。”

話音落下的時候，我聽見自己心跳的聲音。

上午九點，市局電話打到廠辦。

鄭科長聲音帶著少見的興奮：“林鈞同志，市里決定在全市工人技術夜校設立‘現場教學試點’，你們紅星廠牽頭，編寫通用培訓大綱！還有――”他頓了頓，“你們那本《現代工業基礎十講》，要改版正式出版，省印刷廠已經預留了版面。”

辦公室里一片嘩然。旁邊的小李猛地抬頭，眼珠子瞪得像銅鈴。

可我沒動。

良久，我才開口：“鄭科長，能不能再等等？等我們錄完一節課再說。”

他愣了：“錄課？”

“對。”我站起身，抓起帆布包，“我要讓所有人看見，誤差是怎么產生的，而不是只告訴他們誤差不能超過0.05毫米。”

我找到小郭和大劉，三人直奔鍛壓車間。

機器剛歇火，地面還燙腳。

我蹲下來，用粉筆在地上畫出模具回彈的軌跡，一道道弧線延伸出去，像某種神秘的符咒。

“大劉，來。”我把彈簧秤遞給他，“你親手拉一次，測一下反力值。”

他皺眉：“這玩意兒糙得很，讀數跳得厲害。”

“就是要糙。”我說，“真實的數據，哪怕不準，也比教科書上完美的數字有用。”

他咬牙試了三次，記下三組數。

我讓他標在粉筆線上，高低起伏，像一座微型山脈。

小郭蹲在一旁，掏出隨身帶的小本子，筆尖遲疑了一下，寫下“f=kx”，然后開始估算彈性變形量。

寫完，他抬頭看我，眼睛亮得嚇人：“林工……我能把這頁撕下來，貼回宿舍嗎？”

我笑了：“貼墻上，貼床頭，貼到你能閉眼畫出來為止。”

下午，蘇晚晴來了。

她沒敲門，推門就進，手里夾著一份文件，封皮印著“內部參考”四個紅字。

她站在窗邊，逆著光，臉藏在陰影里，聲音很輕：“省總工會擬推薦你參加‘全國青年技術革新座談會’，要求提交一篇代表性技術論文。”

我接過文件，翻了幾頁，心一點點往下沉。

這類論文，向來講究公式堆疊、圖表嚴謹、理論高度。

可我的東西呢？

我的“成果”在哪里？

不在實驗室，不在報告廳，而在三百個工人熬紅的眼里，在他們拿筷子比劃夾具定位的手勢里，在老吳媽用橡皮泥模擬金屬流動的那一刻。

我望著窗外操場。

自學小組又聚起來了，人比昨天還多。

老吳媽正拿著兩根筷子交叉比劃，嘴里念叨：“這里要卡死，不然一沖就偏。”

我忽然笑了。

轉身翻開《十講》最后一冊，在扉頁空白處提筆寫下標題：

《論誤差的溫度――一個來自車床邊的思考》

沒有復雜公式，沒有仿真曲線，只有五個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