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還沒亮，鍛模倉庫的鐵皮頂上結著霜。

寒氣順著水泥地往上爬，鉆進褲腿，像針扎一樣。

我蹲在角落，手里攥著那張孫秀蘭給的紙條，火柴擦過粗糙的墻面，“嗤”地一聲亮起，微弱的光映出她顫抖的字跡。

“九點……重打圖紙……別留底稿。”

火苗燒到指尖，我猛地一抖，把紙條扔進鐵桶。

灰燼打著旋兒落下，像一場無聲的雪。

可問題是，標準，到底是誰定的？

廠部的通知是昨天下達的：暫停林鈞一切技術職務，配合“程序合規性復查”。

措辭冠冕堂皇，實則一刀封喉。

我的名字從突擊隊名單里被劃掉，連工具房的鑰匙都被收了回去。

韓建國聽到消息時，一拳砸在調度室的木桌上，震得搪瓷缸子跳起來：“我們拼死拼活搶出來的工期，憑啥一句話就作廢？！”

“他們就是要殺雞儆猴。”老趙咬著煙屁股冷笑，“林鈞動了別人的奶酪，就得付出代價。”

我站在人群后面沒說話。

風從破窗縫里灌進來，吹得人腦殼發涼。

我知道馬文彬要的是什么――不是我的命，是我的話語權。

只要我不再能簽字、不再能出圖、不再能主導工藝設計，哪怕我算得再準，做得再好，也只是個“參考意見”。

但這一回，我不想躲了。

蘇晚晴來找我時，正午陽光斜照在技術科走廊。

她穿著洗得發白的藍布工裝，懷里抱著一疊文件，臉色冷得像冰面，卻把一份《省廳技改獎補充材料清單》塞進我手里。

“你要參評？”她聲音壓得很低。

“不是我要參，是我們必須參。”我看她一眼，“這份獎，不只是錢和榮譽，是立項資格，是資源通道，更是――技術路線的合法性背書。”

她頓了一下，終于點頭：“那你得交原始設計計算書。”

我盯著那一行小字看了很久。

原始設計計算書？

我沒有。

因為我腦子里的東西，本就不屬于這個時代。

我能算出公差鏈，能推導熱變形系數，但我寫不出一本符合1962年規范的“標準文檔”。

除非……它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從現有的規則里長出來的。

那天夜里，鍛模倉庫又亮起了燈。

老周師傅拄著拐杖來了，棉帽檐上還沾著爐灰。

“你小子又要折騰啥？”他嗓門不大，眼神卻銳利如刀。

“我想請您講講，《機械設計手冊》里的公差分配原則。”我把一張白紙鋪在生銹的操作臺上，“特別是，當設備精度達不到設計要求時，該怎么調整？”

老周一愣，隨即瞇起眼：“你是說‘讓步使用’？”

“不，”我說，“我是說――重新定義‘適用條件’。”

小吳抱著筆記本跑來，臉凍得通紅：“蘇工去年講過的‘工藝系統誤差分析’我都抄下來了！”

我接過本子，一頁頁翻看那些娟秀的字跡，忽然笑了。

機會來了。

我們三個人圍著一張桌子熬到凌晨。

我以蘇聯c620車床的實際磨損數據為基礎，結合夾具芯軸Φ8.005的檢測記錄，構建了一套“基于設備現狀的適應性公差模型”。

每一個參數都有出處，每一步推導都能溯源。

“你看，”我用鉛筆畫出一條誤差傳遞鏈，“如果我們承認機器舊了、夾具有偏差，那就不能拿新機床的標準去卡老設備的產出。否則，不是工人不行，是標準脫離實際。”

老周抽著旱煙，半天吐出一句：“你這不是改工藝，是在挑戰權威。”

“那又怎樣？”我抬頭看他，“當年造第一臺柴油機的時候，誰手里有國家標準？還不是邊干邊定規矩。現在倒好，有人拿著幾十年后才完善的條文，來審判我們現在能不能活下去。”

話音落，屋外傳來腳步聲。

小陳掀開簾子沖進來，氣喘吁吁：“省局通報！馬科長上周在會上提了個議案――所有非標夾具必須按一類壓力容器標準審查！當場被專家組駁回！”他遞來一份蓋著“內部傳閱”章的文件，手都在抖，“批注寫著：‘工程應用應因地制宜，不可教條化’。”

我盯著那句話，心口像被重錘砸了一下。

原來不止我一個人在掙扎。

原來，在更高處，也有人看穿了這種“以標壓人”的把戲。

第二天晚上，我伏在煤油燈下，一筆一劃地寫《引信外殼夾具設計依據報告》。

不用現代術語，不用未來概念，全篇模仿蘇晚晴那種嚴謹克制的學術風格。

關鍵頁角，我悄悄標注：“參見蘇工1961年《柔性定位研究初探》手稿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