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大昕：被“乾嘉活字典”雅號綁定的清代“人形知識庫”
    第一章童年即“字典預備役”：把《論語》當兒歌背的“小書癡”
    要聊錢大昕，得先從他的“啟蒙階段”說起——這哥們的童年，簡直是古代版“學霸的降維打擊”。別家小孩三歲還在跟泥巴較勁、五歲把“之乎者也”念成繞口令時，錢大昕已經抱著《論語》當“睡前故事”了，而且不是囫圇吞棗地讀，是一字不差地背。
    有史料說，他四歲那年，老爹錢桂發想考考他，隨手翻到《論語·學而》篇，剛念出“子曰”兩個字，錢大昕就接茬兒背完了整章，連注釋里“程子曰”“朱子曰”的解讀都沒落下。老爹驚得手里的茶杯差點摔了：“你這孩子，是把書吃進腦子里了？”更絕的是，他六歲進私塾，先生教《說文解字》，別的同學還在為“象形、指事”撓頭時，錢大昕已經能指出先生念錯的生僻字——比如把“??（zi）”念成“子”，他當場糾正：“先生，這個字在《說文》里是‘古文子’，但讀音其實更接近‘zi’，不過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里，它有時候也讀‘激’，要看上下文。”
    私塾先生當場愣住，過后跟錢桂發感嘆：“你家這孩子，不是來上學的，是來給我當‘活字典’的！”這大概是“活字典”雅號最早的“雛形”，只不過當時沒人想到，這個稱呼會伴隨錢大昕一輩子，還成了他的“專屬標簽”。
    錢大昕的“字典天賦”還體現在“認物識字”上。那時候沒有兒童繪本，他就纏著家里的老仆人，讓人家指認院子里的花草樹木、廚房里的鍋碗瓢盆，然后跑去翻《爾雅》《本草綱目》，把“學名”和“俗名”對應起來。有一次，仆人指著墻角的牽牛花說“這是喇叭花”，錢大昕立刻糾正：“不對，《本草綱目》里說它叫‘牽牛子’，因為‘其蔓如牽牛，故名’，不過也有人叫它‘朝顏’，早上開晚上謝，像早上的容顏一樣。”仆人聽得直點頭：“還是你懂，我這一輩子都叫它喇叭花，原來還有這么多名字！”
    更有意思的是，錢大昕小時候還干過“替書糾錯”的事。他七歲那年，看到家里珍藏的一本南宋刻本《漢書》，里面有個“沛郡”寫成了“沛國”，他立刻跑去跟老爹說：“爹，這書印錯了！東漢的時候才把‘沛郡’改成‘沛國’，《漢書》寫的是西漢的事，不能這么叫。”錢桂發一開始不信，翻出家里的其他版本《漢書》對照，發現還真像兒子說的那樣——那本南宋刻本果然是校勘失誤。從那以后，錢桂發就把家里的“藏書校對權”交給了錢大昕，不管是《史記》還是《資治通鑒》，都讓他先“過目”，生怕漏了錯字。
    你看，這時候的錢大昕，已經有了“活字典”的核心特質：記得多、記得準、還能糾錯。只不過當時的他，還只是個覺得“認字數書很有趣”的小孩，沒料到幾十年后，他會成為整個乾嘉學派都要仰仗的“人形知識庫”，連戴震、邵晉涵這樣的大學者，遇到生僻問題都要跑來問他：“大昕兄，這個字在古碑里怎么讀？那段史料你還記得出處嗎？”
    第二章科舉路上的“字典高光”：把考場當“背書現場”的“怪才”
    錢大昕的青年時代，趕上了清代科舉最“卷”的時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人數量暴增，想考個舉人、進士比現在考985還難。但錢大昕不一樣，他走的是“字典型應試路線”，別人埋頭刷題猜題，他埋頭背典籍，結果每次考試都能“押中考點”，還能寫出讓考官拍案叫絕的“引經據典文”。
    乾隆十六年（1751年），錢大昕參加江南鄉試，考的是“經義題”——《論語》里的“君子不器”。別的考生都在寫“君子要多才多藝，不能像器物一樣只有一種用途”，寫來寫去都是套話。錢大昕不一樣，他一上來就引《禮記·學記》里的“大道不器”，再結合《周禮·冬官考工記》里“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說“君子不器，非不能為器，乃不為器所限也——就像工匠能做各種器物，但不會只守著一種工具；君子能通各種學問，但不會只盯著一門技藝”。
    更絕的是，他還舉了西漢董仲舒、北宋程頤的例子，每個例子都準確到“某書某卷某頁”，比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篇說‘君子不器，見其兼也’，程頤在《程氏遺書》卷十八說‘君子不器，是謂無所不器’”。主考官看完卷子，激動得拍桌子：“這考生是把整部經史子集都背下來了吧？簡直是個‘行走的經籍字典’！”結果錢大昕輕松中舉，還成了當年鄉試的“解元候選人”。
    兩年后，錢大昕參加會試，又遇到了“冷門題”——考《左傳》里的“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這道題涉及周代的史官制度，很多考生連“臧否”的意思都搞不清楚，更別說引史料了。錢大昕卻游刃有余，不僅解釋了“臧否”是“善惡、得失”，還引用了《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藝文志》里關于史官職責的記載，甚至提到了出土的西周青銅鼎“大盂鼎”上的銘文，說“周代史官記事，確實有‘告則書’的規矩，大盂鼎上‘王命盂曰：汝敬雍德，敏朝夕入諫，享奔走’，就是‘告則書’的實例”。
    小主，這個章節后面還有哦，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后面更精彩！
    會試考官是當時的史學大家秦蕙田，他看完錢大昕的卷子，特意找來錢大昕面談，問他：“你連大盂鼎的銘文都知道？這鼎可是剛出土沒幾年，沒幾個人見過拓片啊！”錢大昕笑著說：“我在朋友家見過拓片，還抄下來背了，覺得里面的史官制度很有意思，就多查了幾本書。”秦蕙田聽完感嘆：“你這記性，比我家的藏還管用！以后我研究史學，還得向你請教啊！”
    就這樣，錢大昕順利考中進士，進入翰林院，成了“錢太史”。在翰林院期間，他的“活字典”名聲更是傳遍京城。有一次，乾隆皇帝想看《永樂大典》里關于“唐代官制”的內容，讓翰林院的人去找，結果大家翻了半天都沒找到具體卷數。錢大昕路過，隨口說：“《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五百六十九到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二，都是講唐代官制的，其中卷一萬四千五百七十里有《唐六典》的完整抄本，陛下要看的話，可以直接調這幾卷。”
    太監按他說的去查，果然一找一個準。乾隆皇帝聽說后，特意召見錢大昕，問他：“你怎么知道得這么清楚？”錢大昕回答：“《永樂大典》的目錄我背過，里面每個門類的卷數都記在腦子里了。”乾隆皇帝哈哈大笑：“你這腦子，就是一部‘活的《永樂大典》’啊！”從那以后，“乾嘉活字典”的雅號就正式傳開了，連朝中大臣都知道，翰林院有個錢大昕，不管是經史子集還是金石銘文，只要問他，準能得到答案。
    第三章“活字典”的硬核日常：把研究當“字典更新”的“學術卷王”
    如果說別人做學問是“查漏補缺”，那錢大昕做學問就是“給字典更新版本”——他研究史學、音韻學、金石學、天文歷法，每一項都是為了讓自己的“知識庫”更全、更準，活脫脫一個清代“學術卷王”。
    他的“字典更新”第一步，是“校勘史書”。清代初期，《元史》因為編修倉促，錯誤一大堆，比如人物生卒年寫錯、地名混淆、官制前后矛盾。錢大昕看了之后，覺得“這不行，后人讀《元史》會被誤導”，就開始校勘《元史》。他校勘的方法很“字典式”：先把《元史》里的每個人物、每個地名、每個官制都列出來，然后去查《元典章》《馬可·波羅游記》、元代的碑刻，甚至是朝鮮、日本的史料，一點點核對。
    有一次，他看到《元史·世祖本紀》里說“至元二十九年，命海都入覲”，覺得不對——海都是元代的叛王，一直跟元朝朝廷作對，怎么可能“入覲”？他立刻去查《元典章》，發現里面寫的是“命哈都入覲”，再查《馬可·波羅游記》，里面提到“哈都是忽必烈的侄子，曾入朝覲見”，又翻出元代碑刻“哈都碑”，上面有“至元二十九年，哈都入覲，受封齊王”的記載。錢大昕恍然大悟：“原來《元史》把‘哈都’寫成‘海都’了，一字之差，差了兩個人！”
    他把這些校勘結果整理成《元史氏族表》《元史藝文志》，一共幾十卷，后來被收錄進《二十四史》的校勘本里。有人問他：“你校勘《元史》花了十年時間，每天都在翻書核對，不覺得累嗎？”錢大昕笑著說：“不累啊，就像給‘元史字典’糾錯，每改一個錯字，就覺得這本‘字典’更準了，很有成就感。”
    他的“字典更新”第二步，是“研究音韻學”。以前的學者研究漢字發音，大多只看《說文解字》，錢大昕卻覺得“不夠”——他發現古代的發音和現在不一樣，比如“佛”字現在讀“fo”，但唐代的佛經里讀“bo”；“風”字現在讀“feng”，但《詩經》里的“風”和“鵬”押韻，說明古代讀“peng”。為了驗證這個發現，他翻遍了《詩經》《楚辭》的韻腳，還研究了漢代的樂府詩、唐代的律詩，甚至是出土的漢代簡牘“居延漢簡”，最后得出結論：“古無輕唇音”——古代沒有“f”“v”這樣的輕唇音，這些音都是后來從“b”“p”“m”這些重唇音演變來的。
    這個發現，在當時的音韻學界引起了轟動。有個學者不服氣，說：“你怎么證明古代沒有輕唇音？《說文解字》里沒說啊！”錢大昕立刻反駁：“《說文解字》里‘負’字從‘貝’，‘孚’聲，‘孚’現在讀‘fu’，但‘負’古代讀‘bei’，說明‘孚’古代也讀‘bo’；還有‘佛’字，《世說新語》里說‘佛圖澄’，《高僧傳》里寫‘浮圖澄’，‘佛’和‘浮’通用，‘浮’古代讀‘po’，所以‘佛’古代也讀‘bo’——這些都是證據，比《說文解字》的記載更直接。”
    那學者被他說得啞口無，最后不得不承認：“你這‘活字典’，連漢字的‘古代發音’都記下來了，我服了！”后來，錢大昕把自己的音韻學研究整理成《十駕齋養新錄》，里面收錄了幾百條關于“古音”的考證，成了清代音韻學的經典著作。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
&n-->>bsp;   他的“字典更新”第三步，是“研究金石學”。金石學就是研究古代的青銅器和碑刻，這在當時是個冷門領域，因為很多碑刻的字已經模糊不清，青銅器的銘文也很難辨認。但錢大昕不一樣，他不僅能認出模糊的字，還能結合史料解讀銘文的意思，相當于“給金石做字典注釋”。
    有一次，陜西出土了一件漢代青銅器“錯金銅鼎”，上面的銘文模糊不清，只有“□□年，上郡太守造”幾個字能看清。當地官員把拓片送到京城，請翰林院的學者辨認，大家看了半天都沒頭緒。錢大昕接過拓片，看了一會兒說：“第一個字是‘建’，第二個字是‘元’，應該是‘建元元年，上郡太守造’。建元是漢武帝的年號，建元元年是公元前140年，上郡太守在《漢書·地理志》里有記載，叫‘馮敬’，這件鼎應該是馮敬任上郡太守時鑄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