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說“陳壽背后的男人”這個雅號-->>。陳壽寫《三國志》的時候，因為西晉剛統一，很多三國史料還沒整理好，而且他怕得罪司馬家（畢竟西晉是從曹魏來的），所以寫得特別謹慎，很多事不敢寫、不想寫、不能寫。比如“曹魏篡漢”，陳壽只寫“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把“篡漢”寫成“禪位”，一點都不客觀。而裴松之不怕，他找來了《獻帝傳》，把“曹丕逼漢獻帝禪位”的全過程都寫進注里，包括漢獻帝怎么哭、曹丕怎么裝模作樣推辭，讓讀者一看就知道“這是逼宮，不是禪位”。
    有人說：“沒有陳壽，就沒有《三國志》；沒有裴松之，就沒有完整的《三國志》。”陳壽是“開創者”，裴松之是“完善者”——就像一個人蓋了棟房子，陳壽只蓋了框架，裴松之卻給房子裝了門窗、鋪了地板、刷了墻，還添置了家具，讓房子能住人、住得舒服。所以“陳壽背后的男人”這個雅號，特別貼切。
    再說說“三國補史狂魔”。這個雅號突出的是裴松之“找史料的瘋狂”。為了注《三國志》，他幾乎把當時能找到的三國史料都翻遍了，不管是官方的、私人的，還是國內的、國外的（比如當時流傳到南朝的吳國史料），只要跟三國有關，他都想辦法弄到手。比如為了寫“孫權的早年經歷”，他找來了《吳歷》《江表傳》《吳書》三種書，對比著看，把孫權怎么跟周瑜、魯肅認識，怎么接手江東基業，都補得明明白白；為了寫“關羽的生平”，他不僅找了《蜀記》《襄陽記》，還找了《魏書》里的記載，甚至連民間流傳的“關羽刮骨療毒”的故事，他都找來了《華陽國志》做驗證，確認是真的才寫進注里。
    更瘋狂的是，他連“小人物的故事”都不放過。比如《三國志》里只提了一句“王粲善屬文”，裴松之就找來了《典略》，把王粲怎么“過目不忘”（看別人下圍棋，棋盤被打亂，他能重新擺出來）、怎么寫《登樓賦》，都寫進注里；《三國志》里說“王凌謀反被誅”，裴松之找來了《魏略》，把王凌謀反的原因、過程，甚至他臨死前說的話，都補得清清楚楚。有人說他“補史補得魔怔了”，他卻笑著說：“歷史不是大人物的專利，小人物的故事也該被記住。”
    最后是“史料縫合怪”——這個雅號聽起來有點調侃，但其實是夸他“整合史料的能力強”。裴松之找的史料特別雜，有詳有略、有真有假、有官方有民間，就像一堆零散的“拼圖碎片”，而他就像個“拼圖大師”，能把這些碎片有條不紊地拼起來，還拼得特別好看。
    比如“赤壁之戰”，陳壽的原文只有幾十個字，裴松之卻用了《江表傳》《吳歷》《魏略》《蜀記》四種史料，把“諸葛亮舌戰群儒”“周瑜分析軍情”“黃蓋獻苦肉計”“火燒戰船”“曹操逃跑”這些情節都拼起來，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赤壁之戰故事線”，比小說還精彩。而且他不是簡單地把史料堆在一起，而是按時間順序、邏輯關系排列，還在旁邊加“注釋”，告訴讀者“這段來自哪本書”“那段跟哪本書說法不一樣”，讓讀者看得明明白白，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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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來的歷史學家評價說：“裴松之的注，不是簡單的‘補充’，而是‘再創作’——他用別人的史料，寫了一本新的‘三國史’。”這個評價特別到位，因為裴松之不僅補了史料，還開創了“注史的新玩法”——以前的注家都是“注字、注詞、注典故”，裴松之卻“注事件、注人物、注觀點”，把“注”從“輔助”變成了“主角”之一。
    除了這三個主要雅號，裴松之還有個不太出名的雅號：“三國吐槽王”——因為他在注里經常“吐槽”陳壽的簡略、吐槽假史料的離譜、吐槽某些歷史人物的做法。比如陳壽沒寫“曹操殺呂伯奢”，裴松之找來了《魏書》《世說新語》《孫盛雜記》三種說法，然后在注里吐槽：“陳壽居然不寫這事！這么重要的事，關系到曹操的人品，怎么能漏呢？”比如看到有人說“諸葛亮跟司馬懿打過仗，諸葛亮輸了”，他又吐槽：“這是瞎編！諸葛亮北伐的時候，司馬懿大多是防守，沒贏過幾次，怎么可能諸葛亮輸了？”這種“敢說真話”的吐槽，讓他的注本更接地氣，更受讀者喜歡。
    第五章注本之外的人生：“較真官”與“老學霸”的雙重身份
    很多人只知道裴松之是“注《三國志》的史學家”，卻不知道他還是個“較真的官”和“活到老學到老的學霸”——他的人生，可比“注史”這一件事精彩多了。
    先說他“較真官”的身份。裴松之當官的時候，跟他注史一樣，特別較真，不管是小事還是大事，都要弄個明白，絕不敷衍。比如他在任“永嘉太守”（相當于現在的市長）的時候，當地發生了一起“田地糾紛”：兩戶人家爭一塊田，都說“這田是我家的”，吵了好幾年都沒解決。前任太守都懶得管，裴松之卻不一樣——他找來了當地的老農戶，問“這田以前是誰種的”；翻了縣里的舊檔案，查“這田的稅是誰交的”；甚至還去田里看“土壤的情況，跟哪戶人家的其他田地一樣”。最后查明，田是張家的，李家是強占的。李家不服，裴松之就把證據一條條擺出來，李家無話可說，只能把田還給張家。老百姓都說：“裴太守比包青天還較真，以后有糾紛找他準沒錯！”
    還有一次，他在任“國子博士”的時候，負責給太子講課。太子上課的時候走神，問他：“先生，歷史都是過去的事，記那么清楚有啥用？”裴松之當場就嚴肅起來：“殿下，歷史是‘鏡子’——看以前的人怎么做，就能知道現在該怎么做；看以前的國家怎么興、怎么亡，就能知道現在該怎么治國。比如漢武帝窮兵黷武，漢朝差點滅亡；漢文帝休養生息，漢朝就興盛起來。這些都得記清楚，不然會犯同樣的錯！”太子被他說得臉紅，從此上課再也不敢走神了。
    再說他“老學霸”的身份。裴松之活了八十歲，一輩子都在學習，從來沒停下過。他五十歲注《三國志》，六十歲還在學《漢書》，七十歲居然開始學“梵文”（當時佛教剛傳入中國，梵文是佛教經典的文字）。有人問他：“您都這么大年紀了，還學梵文干啥？”他笑著說：“佛教里有很多關于歷史、哲學的知識，不學梵文就看不懂原版經典，多可惜啊！”他還跟年輕人一起討論學問，一點都不擺“老資格”。有個年輕學者跟他爭論“《史記》和《漢書》哪個好”，裴松之不僅不生氣，還跟他一起翻書，一條條找證據，最后說：“《史記》寫得活，《漢書》寫得嚴謹，各有各的好，不能說哪個更好。”
    裴松之還有個“怪癖”——走到哪都帶著書。他出差的時候，馬車上裝的不是衣服、錢財，而是竹簡和絹書；他跟朋友吃飯的時候，聊的不是官場八卦，而是“某本史書記載錯了”“某個歷史人物的評價不對”。他老婆笑話他：“你這輩子，除了書，就沒別的愛好了。”他卻反駁：“書里有比金銀珠寶更珍貴的東西——知識和真相。”
    裴松之晚年的時候，宋文帝還想讓他再注一本史書，比如《后漢書》。裴松之卻婉拒了：“陛下，我年紀大了，眼睛不好，手也抖，再注書怕出錯。不如把機會讓給年輕人，我可以給他們當顧問，幫他們找史料、辨真偽。”宋文帝感動得不行，說：“裴博士真是個‘老實人’，不貪名不貪利，只想著把學問做好。”
    就這樣，裴松之在公元451年去世，享年八十歲。他去世后，家里人整理他的遺物，發現除了官服和生活用品，剩下的全是書和抄錄的史料，還有一本沒寫完的“三國史料補遺”——原來他到死，都沒忘了三國史。
    第六章影響千年的“注史天花板”：從唐宋到現在都在“抄他的作業”
    裴松之的《三國志注》，不僅在南朝宋火了，還影響了中國史學近千年，成了“注史的天花板”——不管是唐朝的史學家，還是宋朝的文人，甚至是現在的歷史學者，都在“抄他的作業”，學他的注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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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說說唐朝。唐朝的“史學三大家”——房玄齡（編《晉書》）、劉知幾（寫《史通》）、杜佑（編《通典》），都特別佩服裴松之。房玄齡編《晉書》的時候，遇到“史料多、說法雜”的問題，就學裴松之的“備異”法，把不同的說法都列出來，比如“石勒的出生地”有兩種說法，他就都寫進《晉書》里，還加了注釋；劉知幾在《史通》里專門寫了一篇《補注》，說“裴松之的注，是注史的典范，以后的注家都得學他”；杜佑編《通典》的時候，學裴松之的“補闕”法，把很多“正史沒寫的制度、風俗”都補進去，讓《通典》成了“唐朝的百科全書”。
    唐朝還有個大詩人叫杜甫，他也是裴松之的“粉絲”。杜甫喜歡看裴注《三國志》，尤其喜歡諸葛亮的故事，他寫的“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蜀相》），“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蜀相》），里面的很多細節都來自裴松之的注。有人說，杜甫能寫出這么有歷史感的詩，跟他看裴注《三國志》分不開——裴松之把諸葛亮寫“活”了，杜甫才能把諸葛亮“唱”活。
    到了宋朝，裴松之的影響力更大了。宋朝的“史學大家”司馬光編《資治通鑒》的時候，寫“三國部分”幾乎全靠裴松之的注——因為《三國志》太簡略，《資治通鑒》需要詳細的史料，裴松之的注正好提供了。比如寫“司馬懿裝病騙曹爽”，司馬光就抄了裴松之注里的《魏略》記載，把司馬懿怎么“臥床不起”“口不能”，怎么偷偷策劃政變，都寫得清清楚楚；寫“劉禪投降”，司馬光抄了裴松之注里的《漢晉春秋》記載，把劉禪“樂不思蜀”的故事寫進《資治通鑒》，讓這個典故流傳千古。
    宋朝的文人也特別喜歡裴注《三國志》。蘇軾、王安石、黃庭堅都看過，蘇軾還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裴松之的注，比如他寫“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就引用了裴注里的《魏書》記載，說“曹操其實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跟別人說的不一樣”；王安石變法的時候，還引用裴注里的“諸葛亮治蜀”故事，說“諸葛亮在蜀地實行法治，讓蜀地富強，我們變法也該學他，嚴格執行法令”。
    到了近現代，裴松之的《三國志注》依然是“三國史研究的必讀書”。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里說：“裴松之注《三國志》，所引書凡二百馀種，今多亡佚，故其注誠寶貴。”意思是“裴松之引用的史料很多都沒了，他的注特別珍貴”；毛澤東也喜歡看裴注《三國志》，他在分析“三國時期的戰略”時，經常引用裴注里的記載，比如分析“赤壁之戰的勝負原因”，就用了裴注里的“周瑜分析曹軍弱點”的內容。
    現在的歷史課本、三國題材的電視劇、小說，也都離不開裴松之的注。比如課本里的“隆中對”“赤壁之戰”，細節都來自裴注；電視劇《三國演義》里的“桃園三結義”（雖然《三國志》沒寫，但裴注里引了《蜀記》的相關記載）、“關羽刮骨療毒”，都參考了裴松之的注；甚至連游戲《三國殺》里的武將技能，比如“諸葛亮的‘空城’”“郭嘉的‘遺計’”，技能描述都能在裴注里找到依據。
    有人說：“如果沒有裴松之，我們現在看到的三國，會是一個‘殘缺的三國’——沒有諸葛亮的隆中對，沒有赤壁之戰的火燒戰船，沒有趙云的七進七出，沒有關羽的刮骨療毒。”這話一點都不夸張，裴松之用他的注本，給我們留住了一個“完整、生動、真實的三國”。
    現在，如果你去江蘇南京（南朝宋的都城），還能看到“裴松之紀念館”，里面有他的雕像，手里拿著一卷竹簡，臉上帶著微笑——仿佛在說：“我注的《三國志》，你們還喜歡嗎？”
    答案是：喜歡，而且會一直喜歡下去。因為裴松之注的不只是《三國志》，更是中國人對“歷史真相”的追求，對“文化傳承”的堅守。他用一輩子的較真，告訴我們：歷史不是冰冷的文字，是活生生的故事；不是簡略的流水賬，是豐滿的人生；不是用來遺忘的，是用來銘記的——這種精神，永遠不會過時。
    最后，再給裴松之加一個雅號：“三國文化的守護者”——這個雅號，他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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