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晚清“卷王”的逆襲與洋務“翻車”記
    第一章科舉界的“六邊形戰士”與清流界的“嘴炮王者”
    1.1神童的“凡爾賽”童年:不是在背書,就是在趕考
    道光十七年(1837年),張之洞出生在貴州興義府的官署里。他爹張瑛是當地知府,典型的“學而優則仕”代表,對兒子的教育抓得比衙門斷案還嚴。據說張之洞四歲開蒙,六歲就能背《論語》,八歲寫八股文比秀才還溜,妥妥的“別人家的孩子”。
    不過神童的童年也不全是光環。有次張瑛抽查功課,張之洞背到“吾日三省吾身”突然卡殼,正想偷偷翻書,被老爹一眼識破。張瑛沒打沒罵,就把他關在書房里,指著窗外說:“你看街上挑擔的小販,朝不保夕還在謀生;府學里的老秀才,頭發白了還在趕考。你有現成的書讀,有什么資格偷懶?”這話像根刺扎在張之洞心里,從此他讀書比吃飯還積極,甚至發明了“三不讀書法”——不讀完當天的量不睡覺,不理解透徹不放手,不背熟原文不罷休。
    十三歲那年,張之洞第一次參加科舉,直接拿下秀才第一名,轟動了整個興義府。主考官看完他的卷子,拍著桌子喊:“這孩子將來要么是翰林,要么是封疆大吏!”這話還真沒說錯,只是誰也沒想到,這位“神童”后來會從“死讀書”變成“辦實事”,畫風轉得比翻書還快。
    1.2殿試“踩線”進前三:給慈禧的“高分作文”藏著小心機
    咸豐二年(1852年),十五歲的張之洞考中舉人,成了貴州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舉子之一。可接下來的會試之路卻成了“闖關游戲”,一連考了三次都落榜。不是他水平不行,實在是晚清科舉“水太深”——要么碰上關系戶擠占名額,要么考題偏到姥姥家,張之洞的“清流”脾氣又不肯走門路,只能硬熬。
    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六歲的張之洞終于熬出頭,一路闖進殿試。殿試考策論,題目是“論國之根本”,別的考生要么夸乾隆盛世,要么喊“忠君愛國”的空口號,張之洞卻劍走偏鋒,開篇就說“國之根本在民心,民心之根本在吏治”,接著列舉了官場腐敗、民生疾苦的實例,最后提出“整吏治、興實業、重教化”三條對策。
    閱卷大臣一看,這卷子寫得太尖銳了,想給個二甲。可輪到慈禧太后復核時,眼睛一亮:這小子敢說真話,還懂實務,比那些只會拍馬屁的強多了!當即朱筆一揮,把張之洞改成了一甲第三名,也就是“探花”。放榜那天,張之洞站在榜單前,差點哭出來——十年科考路,終于從“落榜生”熬成了“天子門生”。
    1.3清流界的“噴子擔當”:彈劾官員比寫文章還上癮
    考中探花后,張之洞進了翰林院,成了妥妥的“京官”。當時的官場分兩派:一派是“洋務派”,以李鴻章為首,主張“師夷長技以自強”;另一派是“清流黨”,以罵洋務派、彈劾貪官為己任,號稱“清議”。張之洞剛入職,就憑著一手好文筆和敢說敢罵的脾氣,成了清流界的“頂流”。
    他的“成名作”是彈劾湖廣總督官文。官文是滿洲貴族,仗著身份在湖北貪贓枉法,還打壓漢官,沒人敢惹。張之洞搜集了官文的十大罪狀,寫成奏折遞上去,開頭就說“官文一日不去,湖北一日不寧”,措辭狠得像刀。慈禧太后本來想護著官文,可張之洞的奏折寫得有理有據,連官文挪用軍餉的具體數目都列得清清楚楚,實在沒法偏袒,最后只能把官文革職。
    這一罵,張之洞名聲大噪,成了清流黨里的“彈劾專業戶”。不管是地方督撫還是朝中大臣,只要被他抓住把柄,必遭“痛罵”。有人統計,他在翰林院那幾年,寫的彈劾奏折比別人一輩子寫的公文還多。李鴻章私下里吐槽:“張之洞這小子,筆桿子比刀還利,惹不起惹不起。”可張之洞卻理直氣壯:“身為官,不罵貪官污吏,難道要夸他們貪得好?”
    第二章從“嘴炮”到“實干”:張之洞的洋務“轉型記”
    2.1山西任上的“打臉時刻”:空談誤國不如動手辦事
    光緒七年(1881年),張之洞被外放為山西巡撫,終于從“京官”變成了“地方官”。剛到山西,他還帶著清流的脾氣,打算先彈劾幾個貪官,結果一調研差點傻眼:山西連年旱災,莊稼顆粒無收,災民餓死在路邊,官府倉庫里卻連賑災的糧食都沒有;鴉片泛濫,連士兵都抽大煙,槍都扛不動;所謂的“官署”,墻皮掉得能看見磚,衙役窮得穿草鞋。
    有天他去視察糧倉,發現倉里全是沙子,只有表面鋪了一層糧食。管糧倉的小吏哭著說:“大人,不是我們貪,是上面層層克扣,實在沒糧了。”張之洞這才明白,以前在京城罵的那些“腐敗”,到了地方比他想象的更嚴重;而他喊了多年的“救國”,光靠罵是罵不出糧食和銀子的。
    小主,這個章節后面還有哦,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后面更精彩!
    痛定思痛,張之洞收起了“嘴炮”,開始辦實事。他先拿鴉片開刀,貼出告示:“凡吸鴉片者,三個月內戒斷,否則抓去服勞役;種鴉片者,一律鏟平,改種莊稼。”接著又向李鴻章借了十萬兩銀子,買糧賑災,還辦了“桑蠶局”,教農民種桑樹、養蠶繅絲,增加收入。不到兩年,山西的災情緩解了,鴉片少了,百姓居然能吃飽飯了。張之洞自己也感慨:“以前總說洋務派‘舍本逐末’,如今才知‘實干’比‘清議’有用百倍。”
    2.2兩廣總督的“洋務初體驗”:辦工廠比寫奏折難十倍
    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張之洞調任兩廣總督。當時的廣東,法軍軍艦在珠江口游弋,清軍的大炮還是幾十年前的舊款式,打出去的炮彈要么不baozha,要么偏得離譜。張之洞急得睡不著覺,連夜給朝廷寫奏折,請求辦兵工廠、造新式武器。
    可真辦起來,才知道有多難。首先是缺錢,朝廷只給了十萬兩,連買機器的零頭都不夠。張之洞只能自己想辦法,一方面向商人募捐,許以“免稅”的好處;另一方面扣下海關關稅,硬湊了八十萬兩。然后是缺人,懂洋務的人才都在李鴻章手下,張之洞三顧茅廬,才請來了留洋歸來的工程師徐建寅。
    最搞笑的是買機器。張之洞不懂外語,也不懂機器型號,就讓翻譯給外國廠商寫信,說“要最好的造槍機器”。結果外國廠商發來一堆亂七八糟的機器,有造buqiang的,有造shouqiang的,還有一臺居然是造農具的。張之洞氣得拍桌子,只能讓徐建寅重新挑選,來回折騰了半年,兵工廠才開工。
    不過功夫不負有心人,兵工廠造出的“漢陽造”buqiang,雖然一開始老卡殼,但后來越造越好,成了晚清軍隊的主力武器,甚至用到了抗日戰爭。張之洞摸著新造的buqiang,笑著說:“以前罵李鴻章辦洋務不行,如今自己辦,才知道這活兒比彈劾官員難十倍!”
    2.3與李鴻章的“相愛相殺”:從死對頭到“洋務戰友”
    張之洞和李鴻章,堪稱晚清官場的“一對冤家”。早年張之洞是清流,天天罵李鴻章“賣國求榮”“洋務誤國”;李鴻章則罵張之洞“紙上談兵”“只會說不會做”。兩人見面必掐,連慈禧都知道他們的“恩怨”。
    可自從張之洞辦了洋務,兩人的關系居然緩和了。有次張之洞辦鐵廠,缺煤缺得厲害,四處求購都沒結果,只好硬著頭皮給李鴻章寫信求助。李鴻章收到信,本來想趁機嘲諷他幾句,可一看信里寫得情真意切,還附了鐵廠的圖紙,心軟了——畢竟都是為了國家辦實業,沒必要揪著過去的恩怨不放。
    李鴻章當即回信,推薦了唐山的開平煤礦,還派了自己的人去幫張之洞解決運煤問題。張之洞收到回信,又驚又喜,特意讓人給李鴻章送了兩箱廣東的荔枝。后來李鴻章辦輪船招商局,遇到資金困難,張之洞也主動幫忙協調廣東的商人入股。
    有人問李鴻章:“您以前不是最討厭張之洞嗎?怎么還幫他?”李鴻章嘆口氣說:“這小子雖然脾氣臭,但辦洋務是真上心。現在國家危難,能多一個辦實事的人,總比多一個罵人的清流強。”而張之洞也在日記里寫:“少荃(李鴻章字)雖有過錯,但辦洋務的本事,我不如他。”這對“死對頭”,終于成了“洋務戰友”。
    第三章督鄂十六年:把湖北打造成“洋務模范生”
    3.1漢陽鐵廠的“翻車與逆襲”:從“外行領導內行”到亞洲第一
    光緒十五年(1889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一到湖北就干了件大事——辦漢陽鐵廠。他想造鐵軌、辦鐵路,可當時中國沒有自己的鐵廠,鐵軌全靠進口,又貴又不方便。張之洞拍板:“咱自己造!要造就造亞洲最大的鐵廠!”
    可剛開工就“翻車”了。張之洞不懂冶金,選廠址的時候沒勘察,直接把鐵廠建在了龜山腳下。結果開工后才發現,這里缺煤缺鐵礦,鐵礦要從大冶運,煤要從萍鄉運,運費比礦石本身還貴。更要命的是,他買的煉鋼爐和礦石不匹配,煉出來的鋼全是廢品,堆得像小山。
    消息傳到京城,御史們紛紛彈劾張之洞“浪費國帑”“好大喜功”。張之洞壓力山大,頭發都白了不少。但他沒放棄,一方面向朝廷請罪,請求暫緩撥款;另一方面請來英國工程師幫忙,重新勘察廠址,換了合適的煉鋼爐,還自己辦了煤礦和鐵礦,形成了“采礦—煉鐵—煉鋼”的產業鏈。
    整整折騰了六年,漢陽鐵廠終于煉出了合格的鋼,還造出了中國第一條國產鐵軌。當時的英國《泰晤士報》報道:“漢陽鐵廠是亞洲最大的鋼鐵企業,其技術和規模堪比歐洲的鋼鐵廠。”張之洞站在鐵廠的煙囪下,看著滾滾濃煙,激動得熱淚盈眶——這口“翻車”的鍋,他終于掀翻了!
    3.2辦教育的“瘋狂操作”:從書院到學堂,把湖北變成“教育強省”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
    張之洞辦洋務時發現,最缺的不是錢和機器,而是人才。當時的書院教的都是八股文,沒人懂外語、懂技術、懂西學。張之洞說:“要辦洋務,先辦教育;要育人才,先改書院。”
    他先把武漢的經心書院、兩湖書院改造成新式學堂,加設了外語、數學、物理、化學等課程。一開始,老秀才們鬧著反對:“我們讀了一輩子圣賢書,憑什么要學洋-->>鬼子的東西?”張之洞沒跟他們廢話,直接貼出告示:“不愿學西學者,一律退學;學好西學者,優先推薦去洋務企業當官。”這招真管用,老秀才們要么退學,要么乖乖上課。
    接著,他又辦了一系列專業學堂:辦自強學堂教外語(后來變成了武漢大學),辦農務學堂教農業技術,辦工藝學堂教工業制造,辦武備學堂教軍事。甚至還派學生去日本留學,說“日本學西方學得好,我們去抄作業都行”。
    到了光緒末年,湖北的新式學堂有兩百多所,學生超過一萬人,是全國新式教育最發達的省份。后來的辛亥革命,很多骨干都是張之洞辦的學堂里出來的——估計張之洞自己也沒想到,他辦教育是為了“保大清”,最后卻培養出了“反大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