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臣張俊傳：被重名耽誤的宋朝“職場老油條”
    第一章開局暴擊：我不是那個坑岳飛的“張將軍”！
    提到“張俊”這倆字，十個歷史愛好者里有九個會拍桌子瞪眼：“這不就是南宋那武將嗎？跟秦檜合伙把岳飛坑得家破人亡，后來還混了個‘中興四將’的虛名，典型的‘職場叛徒’！”
    剩下一個撓著頭琢磨：“不對啊，我好像在哪見過‘文臣張俊’的記載？既沒帶過兵，也沒跟秦檜扯過關系，反而天天跟糧食、漕運、流民打交道，活像個宋朝版‘民生博主’。”
    沒錯，咱們今天聊的這位，就是歷史長河里被“重名刺客”按在地上摩擦的文臣張俊——一個生在北宋末年，熬到南宋初年，把“考公”當主線任務，把“職場摸魚但又沒完全摸”當支線任務，最后靠“接地氣”在史書里掙了半頁篇幅的普通官員。
    為了避免大家再認錯，咱們先給兩位張俊貼個“身份標簽”：
    -武將張俊：陜西人，會打仗，會站隊，會貪污，最后靠“誣告岳飛”在史書里留了個“奸臣預備役”的位置，退休后家里金銀堆成山，連吃頓飯都要擺幾十道菜。
    -文臣張俊：安徽宣城人，會讀書，會算賬，會嘮嗑，一輩子沒拿過兵器，最大的政績是把江南漕運從“爛攤子”改成“高效率物流線”，退休后回老家喝喝茶、下下棋，連鄰居都夸他“沒架子”。
    最搞笑的是，文臣張俊活著的時候就常被認錯。有一次他奉命去平江府（今江蘇蘇州）出差，當地官員聽說“張俊來了”，以為是那位戰功赫赫的張將軍，趕緊帶著兵馬、捧著好酒去城外迎接，結果看見一個穿著文官袍、背著公文包的中年人從馬車上下來，官員當場懵了：“您……您是張將軍？怎么沒穿鎧甲啊？”
    文臣張俊憋笑憋得臉通紅，趕緊擺手：“別叫將軍，我是文官，連騎馬都怕摔下來，哪會打仗？您要是找那位張將軍，他估計在臨安府跟皇帝討論軍事呢。”
    官員聽完臉都綠了，趕緊把兵馬撤了，尷尬地說：“實在對不住，都怪這名字太像了，鬧了笑話。”
    后來這事傳到文臣張俊耳朵里，他非但沒生氣，還跟下屬開玩笑：“以后咱們出差，不如先給地方發個‘身份認證’，寫上‘本人張俊，文官，不擅武，愛吃宣城燒餅’，省得再被當成將軍。”
    就這么個愛開玩笑、沒官架子的文官，卻在北宋末年的“內卷浪潮”里，硬生生走出了一條“平凡但靠譜”的路——咱們得從他的少年時代說起。
    第二章宣城少年的“考公血淚史”：背書不如吃燒餅？
    文臣張俊的老家在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那地方現在以“宣紙”“宣筆”出名，當年卻是北宋有名的“讀書人內卷重災區”。
    為啥？因為宣城離京城開封不算太遠，又沒什么礦產、牧場，老百姓想出頭，除了“讀書考科舉”幾乎沒別的路。用張俊后來在《仕途記》里寫的：“我小時候出門，看見的不是放牛的小孩，是捧著《論語》背書的小孩；聽見的不是童謠，是‘之乎者也’的讀書聲；連賣燒餅的老板都能跟你聊兩句‘孔孟之道’，就因為買燒餅的大多是讀書人——你說卷不卷？”
    張俊的爹是個縣衙小吏，官不大，工資不高，但好在穩定，能供兒子讀書。不過老張對兒子的要求可不低，每天早上天不亮就把張俊薅起來背書，手里還拿著戒尺：“今天背不完《孟子》的‘得道多助’，就別想吃飯！”
    張俊小時候哪懂什么“得道多助”，滿腦子都是隔壁王大爺家的燒餅——那燒餅外酥里嫩，咬一口掉渣，還能夾點咸菜，比干巴巴的書本香多了。有一次他背書的時候走神，想著燒餅，被爹用戒尺打了手心，他委屈地哭：“背書有什么用？還不如學做燒餅，能吃飽飯！”
    老張氣得吹胡子瞪眼：“你懂個屁！做燒餅能當官嗎？能讓你以后不受欺負嗎？只有考上科舉，當上官，才能堂堂正正做人！”
    現在看來，老張的話有點“功利”，但在那個年代，確實是實話。張俊雖然委屈，但也知道爹是為他好，從那以后，他背書的時候就給自己找了個“獎勵機制”：背完一篇課文，就跟媽要一個燒餅；背完一本書，就跟爹要一本新的小人書（宋朝叫“話本”）。
    就這么著，張俊的“考公之路”從“被迫背書”變成了“為燒餅奮斗”，成績也慢慢提了上來。不過北宋的科舉可不是那么好考的——當年全國考生超過十萬，錄取率卻不到1%，比現在考“985”還難，比考公務員難十倍。
    張俊第一次參加科舉是在19歲，那會兒他剛把“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信心滿滿地去了開封。結果進了考場，看到題目就懵了——皇帝問的是“如何解決流民問題”，可張俊長這么大，除了宣城和開封，就沒去過別的地方，連流民長啥樣都沒見過，怎么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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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坐在考場上，抓耳撓腮，想了半天，只能硬著頭皮寫：“流民者，無家可歸之人也，當給其糧、建其屋、授其業……”翻來覆去都是些空話，連他自己都覺得寫得爛。
    不出意外，第一次科舉，張俊落榜了。
    他灰溜溜地回了宣城，老張見他沒中，沒罵他，反而給了他一個燒餅：“沒事，第一次考不中很正常，爹當年考吏員也考了三次。下次咱們多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別光啃書本。”
    張俊拿著燒餅，眼淚差點掉下來——他這才明白，爹不是只讓他背書，是讓他“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從那以后，張俊每年都會抽出時間，跟著商隊去周邊州縣走一走，看看農民怎么種地，看看流民怎么生活，看看小吏怎么辦事。他還把看到的、聽到的都記在本子上，比如“溧水有流民三百，靠挖野菜為生”“蕪湖有商人囤糧，糧價漲了三倍”“常州有官員修水庫，農民收成好了不少”。
    這些看似瑣碎的記錄，后來成了他科舉答題的“秘密武器”。
    三年后，張俊第二次參加科舉，題目還是跟“民生”有關——“如何穩定糧價”。這一次，他不再寫空話，而是把自己這些年的見聞寫了進去：“臣曾見蕪湖商人囤糧，糧價暴漲，百姓買不起糧；又見常州官員平抑糧價，方法是‘設常平倉，豐年收糧，荒年放糧’……臣以為，穩定糧價，當從‘打擊囤糧’‘建立常平倉’‘疏通漕運’三方面入手……”
    主考官看完他的卷子，眼前一亮，批了句：“接地氣，有見地，非書呆子可比。”
    就這么著，22歲的張俊終于考上了科舉，成了一名“預備官員”——雖然只是個“同進士出身”（科舉最低等級），但對他來說，已經是“從燒餅愛好者到公務員”的巨大跨越了。
    第三章溧水主簿的“螺絲釘日常”：今天你處理雞毛蒜皮了嗎？
    考上科舉后，張俊被分配到了江寧府溧水縣（今江蘇南京溧水）當“主簿”——這個官職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相當于現在的“縣zhengfu秘書”，主要負責記錄文書、管理戶籍、處理民事糾紛，偶爾還要幫縣太爺跑腿。
    用張俊自己的話說：“主簿這活兒，就是‘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雞毛蒜皮’——大到縣里的稅收統計，小到張三丟了雞、李四欠了糧，都得管。”
    他剛到溧水的時候，縣太爺是個快60歲的老頭，姓王，為人和藹，對他很照顧：“小張啊，你剛從京城來，可能不習慣基層的活兒，別著急，慢慢學，有不懂的就問我。”
    張俊點點頭，心里卻有點打鼓——他雖然走了不少地方，但真要處理這些“雞毛蒜皮”的事，還是第一次。
    第一天上班，就出了個小插曲：一個老農哭哭啼啼地來找縣太爺，說自己的牛被人偷了。王縣太爺讓張俊去處理，張俊跟著老農去了村里，問了半天，也沒問出個所以然——村民們要么說沒看見，要么說不知道，還有人跟他開玩笑：“張主簿，你是文官，能抓著小偷嗎？”
    張俊沒生氣，反而蹲在地上，看著牛蹄印琢磨：“這牛蹄印很新，應該剛丟沒多久；印子朝著東邊，東邊是河邊，小偷可能想把牛趕到船上運走。”
    他趕緊帶著老農和幾個村民往東邊跑，果然在河邊看到一個男人正牽著牛往船上趕。張俊大喝一聲：“站住！這牛是你的嗎？”
    男人慌了，想跑，被村民們按住了。原來這男人是個流浪漢，偷了老農的牛想賣掉換錢。
    把小偷交給衙役后，老農拉著張俊的手，一個勁地道謝：“張主簿，您真是好官！要是找不到牛，我家今年的地就沒法種了！”
    張俊心里美滋滋的——這是他第一次獨立處理民事糾紛，還成功了，比考中科舉還開心。
    從那以后，張俊就把“接地氣”當成了自己的工作準則。他每天早上都提前上班，在縣衙門口擺個小桌子，專門接待老百姓：有人來告狀，他就認真聽；有人來咨詢政策，他就耐心講；有人家里困難，他就幫著申請救濟糧。
    有一次，一個寡婦來找他，說自己的兒子到了上學的年紀，卻沒錢讀書。張俊知道溧水有個“義學”（免費學校），但名額有限，他就去找義學的先生，跟先生說：“這孩子很聰明，就是家里窮，您就給個名額吧，學費我來幫他出。”
    先生被他感動了，答應了他的請求。后來這個孩子還考上了科舉，專門來感謝張俊：“張叔叔，要是沒有您，我這輩子都只能當農民。”
    張俊笑著說：“不是我幫你，是你自己努力。以后當了官，要記得多幫老百姓做事。”
    在溧水的三年里，張俊還干了一件大事——修水庫。
    那年夏天，溧水遭遇了大旱，地里的莊稼都快枯死了，老百姓急得團團轉。王縣太爺召集官員開會，討論怎么抗旱，有人說“求雨”，有人說“從河里引水”，但河里的水也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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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俊站起來說：“我之前在常州見過，他們修了水庫，把雨水存起來，旱的時候就用水庫的水灌溉。咱們溧水西邊有個廢棄的池塘，不如把它擴建成水庫，再挖幾條水渠，把水引到地里。”
    王縣太爺覺得這個主意好，就派張俊負責修水庫。張俊每天都泡在工地上，跟農民一起挖土、搬石頭，手上磨起了水泡，也不喊累。有農民勸他：“張主簿，您是官，不用跟我們一起干活。”
    張俊說：“水庫是為大家修的，我也該出份力。再說了，跟你們一起干活，我心里踏實。”
    水庫修好后，正好趕上一場大雨，水庫里存滿了水。等到旱季的時候，張俊又組織農民挖水渠，把水庫里的水引到地里。那年秋天，溧水的莊稼不僅沒減產，還豐收了。
    王縣太爺在給上級的奏折里，專門夸了張俊：“張俊此人，雖年輕，卻心系百姓，有勇有謀，可堪大用。”
    就這么著，張俊在溧水的三年，不僅贏得了老百姓的愛戴，還得到了上級的認可。三年任期一滿，他被調到了京城開封，擔任“太常寺丞”——雖然還是個小官，但總算是進了中央，離“實現理想”又近了一步。
    第四章京城官場的“生存法則”：不站隊也能當“靠譜哥”
    北宋末年的京城開封，表面上繁華熱鬧，背地里卻暗流涌動——朝堂上分成了兩派：一派是“變法派”，主張繼續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加強中央集權，增加財政收入；另一派是“保守派”，主張廢除新法，恢復舊制，注重民生。
    這兩派就像現在公司里的“激進改革派”和“穩扎穩打派”，天天在朝堂上吵架，從“稅收政策”吵到“教育制度”，從“官員任免”吵到“對外政策”，有時候還會互相彈劾，把官場搞得烏煙瘴氣。
    張俊剛到京城的時候，就聽說了兩派的斗爭，心里有點慌——他在溧水待慣了，習慣了“踏實干活”，沒見過這種“辦公室政治”。
    有一次，他參加一個官員的宴會，變法派的領頭人章惇（當時的宰相）問他：“張俊，你覺得新法怎么樣？”
    張俊心里咯噔一下，知道這是在試探他。他想了想，說：“新法里的‘青苗法’（給農民貸款）、‘市易法’（穩定物價），我覺得很好，能幫老百姓；但有些條款執行起來有問題，比如有的地方官強迫農民貸款，反而害了老百姓。”
    章惇點點頭，沒說話。
    過了幾天，保守派的領頭人司馬光又問他：“張俊，你覺得新法該廢除嗎？”
    張俊又說：“有些條款確實該改，但‘青苗法’‘市易法’要是改好了，還是能幫到老百姓的。比如我在溧水的時候，就用‘青苗法’的思路，給窮農民借糧，讓他們度過了災年。”
    司馬光也點點頭，沒再追問。
    身邊的人跟張俊說：“你怎么不站隊啊？要么跟章宰相，要么跟司馬大人，不然兩邊都不待見你，以后怎么-->>升官？”
    張俊笑著說：“我來京城是為了干活，不是為了站隊。要是為了升官而站隊，以后做事就會偏心，怎么對得起老百姓？”
    話是這么說，但張俊也知道，在京城官場，光“不站隊”還不夠，還得“會做事”——而且要做“兩邊都認可的事”。
    當時開封有個問題：城里的糧食供應老是出問題。因為開封人口多，糧食大多靠江南漕運運來，但漕運效率低，糧食經常遲到，有時候還會發霉、被偷，導致城里的糧價不穩定，老百姓怨聲載道。
    皇帝讓大臣們想辦法，變法派說“要加強對漕運官的監督，嚴懲貪污”，保守派說“要降低漕運成本，讓商人參與進來”，兩邊又吵了起來，吵了半個月，也沒拿出個方案。
    張俊主動站出來說：“臣愿意去江南考察漕運，找出問題所在，再制定方案。”
    皇帝很高興，答應了他的請求。
    張俊帶著兩個下屬，沿著漕運路線，從開封一直走到江南，走了兩個多月，每天都跟船夫、漕運官、商人聊天，記錄下了很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