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改革剛一開始，就遭到了保守派的強烈反對。保守派的首領是宰相呂夷簡，他是個“職場老油條”，當了十幾年宰相，門生故吏滿天下，改革一搞，他的利益就受損了。呂夷簡到處散布謠，說韓琦和范仲淹搞改革是為了拉幫結派，想謀反。

    有次上朝，呂夷簡當著仁宗皇帝的面，彈劾韓琦：“陛下，韓琦搞改革，把官員得罪遍了，再這么搞下去，朝廷就亂了！”韓琦立馬反駁：“呂宰相，我搞改革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國家！官員太多，老百姓負擔重，再不改革，宋朝就危險了！你說我拉幫結派，你有證據嗎？”

    呂夷簡被問得啞口無，只能說：“我只是聽說……”韓琦接著懟：“聽說？朝廷議事要講證據，不能靠‘聽說’！你當宰相這么多年，要是真為國家著想，就該支持改革，而不是到處造謠！”

    仁宗皇帝一看兩人吵起來，趕緊打圓場：“好了好了，都是為了國家，別吵了。改革繼續搞，但要慢慢來。”

    雖然皇帝支持，但保守派的小動作從來沒停過。他們找了一堆官員，讓他們給仁宗皇帝寫奏折，彈劾韓琦和范仲淹；還故意刁難改革派的官員，比如把改革派推薦的人調到偏遠地區，把保守派的人安插到重要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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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次韓琦推薦了個有能力的官員當縣令，呂夷簡卻從中作梗，把那個官員調到了邊疆。韓琦氣得去找呂夷簡：“呂宰相，你這是故意跟我作對！那個官員能辦事，你把他調到邊疆，不是浪費人才嗎？”呂夷簡笑著說：“邊疆也需要人才啊，韓樞密就別多管了。”韓琦說：“你這是假公濟私！要是再這么搞，我就跟陛下彈劾你！”

    呂夷簡不怕彈劾——他當了十幾年宰相，仁宗皇帝對他很信任。可韓琦還真就彈劾了，他寫了封奏折，把呂夷簡的所作所為全列了出來，還說：“呂夷簡當宰相，只知道維護自己的利益，不顧國家安危，這樣的宰相，陛下應該罷免他！”

    仁宗皇帝看完奏折，很為難——他既想搞改革，又不想得罪呂夷簡。最后只能把韓琦找來說：“老韓，呂宰相年紀大了，你別跟他計較。改革的事，我們慢慢來，好不好？”

    韓琦知道，皇帝這是不想罷免呂夷簡，心里很失望，但他沒放棄。他還是照樣推進改革：在京城搞“官員考核制”，干得好的升職，干得差的降職；在地方搞“土地清查”，把被地主霸占的土地還給農民；在軍隊搞“裁軍”，把老弱病殘的士兵裁掉，節省軍費。

    可保守派的反對越來越激烈，甚至偽造了一封韓琦的“謀反信”，遞交給仁宗皇帝。仁宗皇帝雖然不信，但也開始懷疑韓琦了。范仲淹一看這情況，就跟韓琦說：“老韓，我們還是辭職吧，再這么搞下去，不僅改革搞不成，我們還得被他們害死。”

    韓琦想了想，點頭同意了。慶歷四年（1044年），韓琦和范仲淹一起上書辭職，仁宗皇帝批準了，把韓琦貶到了揚州，范仲淹貶到了鄧州。

    慶歷新政就這么失敗了，韓琦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在揚州的時候，經常跟朋友喝酒，喝著喝著就哭了：“我本來想為國家做點事，沒想到還是失敗了。”朋友勸他：“老韓，你已經盡力了，別自責了。”韓琦說：“我不是自責，是可惜——可惜那些改革措施，要是能繼續搞下去，宋朝就不會這么難了。”

    可韓琦沒消沉多久，就又開始搞民生了。他在揚州修了座“平山堂”，既美化了環境，又成了老百姓游玩的地方；還組織農民修水利，讓揚州的糧食產量提高了不少。老百姓都夸他：“韓知州就算被貶了，還是想著我們。”

    韓琦就是這樣——就算改革失敗，就算被貶官，他也不會“躺平”，只會換個地方繼續為老百姓辦事。難怪后來仁宗皇帝想起他，會說：“韓琦這個人，雖然脾氣急，但確實是個忠臣。”

    第五章三朝“定海神針”：一句話鎮住太后，穩住宋朝江山

    如果說韓琦的“中年生涯”是“改革急先鋒”，那他的“晚年生涯”就是“宋朝定海神針”——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皇帝，都靠他穩住朝局，尤其是英宗繼位時，他一句話就化解了一場宮廷危機。

    先說仁宗朝。仁宗皇帝沒有兒子，一直沒立太子，大臣們都很著急，可沒人敢提——仁宗皇帝忌諱這事，誰提誰倒霉。韓琦不管這些，每次上朝都跟仁宗皇帝說：“陛下，您年紀大了，該立太子了，不然將來朝廷會亂的。”

    仁宗皇帝每次都敷衍他：“老韓，我再等等，說不定我還能有兒子呢。”韓琦說：“陛下，您都五十多了，再等下去就晚了。您要是不立太子，將來您駕崩了，大臣們肯定會爭著立自己支持的人，到時候宋朝就危險了！”

    有次韓琦又提立太子的事，仁宗皇帝被他說煩了，就說：“我知道了，你別再提了，我會立太子的。”韓琦趕緊說：“陛下，口說無憑，您得寫個詔書，不然我不放心。”仁宗皇帝沒辦法，只能寫了道詔書，立侄子趙曙為太子（也就是后來的英宗）。

    后來仁宗皇帝駕崩，英宗繼位，可英宗剛繼位就得了“瘋病”，整天胡亂語，還打罵宮女太監，連朝政都沒法處理。曹太后（仁宗的皇后）一看這情況，就想垂簾聽政，把權力抓在自己手里。

    大臣們都慌了——要是太后垂簾聽政，英宗又瘋瘋癲癲，朝廷肯定會亂。這時候韓琦站了出來，去找曹太后談話。

    曹太后一見韓琦，就哭著說：“韓宰相，皇帝這個樣子，我沒辦法，只能垂簾聽政了。”韓琦卻很冷靜：“太后，陛下只是剛繼位，壓力太大，才得了病，過段時間就會好的。您要是垂簾聽政，外面的人會說您想奪權，對您和陛下都不好。”

    曹太后說：“可皇帝沒法處理朝政，怎么辦？”韓琦說：“有我們這些大臣在，朝政我們會處理好的。您只要好好照顧陛下，等陛下病好了，再把權力還給陛下就行了。”

    曹太后還是不放心：“要是大臣們有意見，怎么辦？”韓琦說：“太后放心，我會跟大臣們說清楚的。要是有人敢反對，我來搞定！”

    說完，韓琦又去找英宗。英宗雖然瘋瘋癲癲，但看到韓琦，還是有點清醒。韓琦說：“陛下，您是宋朝的皇帝，得好好養病，等病好了，才能治理好國家。太后是為了您好，您別跟太后鬧矛盾。”英宗點了點頭，雖然沒說話，但也沒再打罵宮女太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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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么一句話，韓琦既穩住了曹太后，又安撫了英宗，化解了一場宮廷危機。大臣們都夸他：“韓宰相真是厲害，一句話就鎮住了場子！”

    英宗病好后，又出了個“濮議之爭”——英宗想追封自己的生父濮王為“皇考”（父親），可大臣們覺得，英宗是過繼給仁宗的，應該稱仁宗為“皇考”，稱濮王為“皇伯”，雙方吵得不可開交。

    曹太后也反對英宗的做法，還下了道詔書，批評英宗。英宗很生氣，跟大臣們鬧僵了，朝政又沒法處理了。

    又是韓琦站了出來，他先去找曹太后：“太后，陛下追封生父，是盡孝道，沒什么錯。您要是反對，陛下會心里不舒服，將來也會影響您和陛下的關系。”曹太后說：“可這不符合禮制啊。”韓琦說：“禮制是死的，人是活的。陛下盡孝道，也是符合情理的。”

    然后韓琦又去找英宗：“陛下，追封生父可以，但不能跟仁宗皇帝爭‘皇考’的稱號。您可以稱濮王為‘皇考’，但也要尊仁宗皇帝為‘皇考’，這樣既盡了孝道，又不違背禮制。”

    英宗聽了，覺得有道理，就同意了。曹太后也不再反對，“濮議之爭”就這么解決了。

    英宗在位四年就去世了，神宗繼位。神宗想搞改革，重用王安石，搞“王安石變法”。韓琦覺得王安石的變法太急了，會傷害老百姓的利益，就跟神宗說：“陛下，變法可以，但要慢慢來，不能太急。比如‘青苗法’，本來是想幫老百姓，可現在被貪官污吏利用，變成了搜刮老百姓的工具，您得管管啊。”

    王安石聽了，很不高興，跟韓琦吵了起來：“韓宰相，你不懂變法，別瞎摻和！”韓琦說：“我在地方待了十幾年，老百姓的情況我比你清楚。變法要是傷害了老百姓，就算能增加朝廷的收入，也不是好變法！”

    神宗雖然信任王安石，但也知道韓琦是為了國家好，就說：“老韓，我知道你是為了國家，變法我會讓王安石改改的。”

    可王安石還是按自己的想法搞變法，韓琦一看，知道自己勸不動了，就主動辭職，回了老家安陽。

    臨走前，神宗問他：“老韓，你走了，誰能幫我治理國家啊？”韓琦說：“陛下，王安石有才華，但太急了，您要多聽聽老百姓的意見。要是有什么事，您還可以找我，我就算在老家，也會為陛下出主意的。”

    韓琦就是這樣，不管是仁宗、英宗還是神宗，只要朝廷有難，他都會站出來，像“定海神針”一樣穩住宋朝江山。難怪神宗皇帝說：“韓琦是三朝元老，是宋朝的棟梁啊！”

    第六章退休老干部的“操心事”：活到老，為百姓忙到老

    韓琦退休后，回到了老家安陽，本想好好享享清福，可他還是改不了“操心”的毛病——只要老家有麻煩，他還是會站出來，活脫脫一個“退休不褪色”的老干部。

    安陽當時有個“洹水”，每年夏天都會發洪水，把老百姓的莊稼淹了。韓琦一看，就自己掏錢，組織老百姓修了條“韓公渠”，把洹水引到田里，既解決了洪水問題，又能灌溉莊稼。老百姓都夸他：“韓大人都退休了，還想著我們，真是個好官！”

    韓琦還在安陽建了座“晝錦堂”，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功績，而是為了給老百姓提供一個活動的地方。他經常在晝錦堂里舉辦“詩詞大會”，讓老百姓家的孩子來參加，表現好的還能領獎品；有時候還會請醫生來晝錦堂，免費給老百姓看病。

    有次安陽鬧旱災，糧食歉收，老百姓沒飯吃。韓琦立馬開了自家的糧倉，把糧食分給老百姓，還跟當地官員說：“你們也趕緊開倉放糧，要是再不管老百姓，我就去京城找陛下告狀！”當地官員不敢不聽，趕緊開倉放糧，緩解了旱災。

    韓琦退休后，神宗皇帝還經常派人去安陽問他的意見，比如變法遇到問題了，就問韓琦該怎么辦；邊境有戰事了，就問韓琦該派誰去。韓琦每次都認真回復，把自己的想法寫下來，讓使者帶給神宗。

    有次神宗想派一個叫李憲的宦官去西北帶兵，韓琦知道后，趕緊寫了封信給神宗：“陛下，李憲是宦官，不懂軍事，讓他去帶兵，肯定會打敗仗的。您還是派個有經驗的將領去吧。”神宗聽了，就沒派李憲去，避免了一場敗仗。

    韓琦的身體越來越差，到了熙寧八年（1075年），已經臥床不起了。神宗皇帝派了最好的醫生去安陽給韓琦看病，還親自寫了封信，讓使者帶給韓琦：“老韓，你一定要好好養病，等你病好了，我還想跟你商量國家大事呢。”

    韓琦看完信，哭了，他對兒子韓忠彥說：“我這輩子，能遇到仁宗、英宗、神宗三位好皇帝，能為國家和老百姓做些事，已經很滿足了。我死了以后，你們一定要好好做人，別給我丟臉。”

    這年六月二十四日，韓琦在安陽去世，享年68歲。神宗皇帝得知消息后，哭了一整天，還親自去韓琦的靈堂悼念，追贈韓琦為“尚書令”，謚號“忠獻”——“忠獻”是宋朝最高的謚號之一，只有對國家有大功的人才能得到。

    韓琦的靈柩從安陽運回開封的時候，老百姓都出來送行，有的哭，有的燒紙，還有的跟著靈柩走了幾十里。從安陽到開封，一路上都是送行的老百姓，場面特別感人。

    韓琦雖然去世了，但他的事跡卻一直流傳了下來：他修的韓公渠，還在灌溉著安陽的農田；他建的晝錦堂，成了安陽的名勝古跡；他的“先為國，后為己”的精神，成了宋朝官員的榜樣。

    現在提起韓琦，很多人都會說：“他是個好官，是個忠臣，是個能辦事的人。”其實韓琦只是做了他該做的事：讀書時好好讀書，當官時好好當官，退休了還想著老百姓。

    就像他自己說的：“我這輩子，沒什么大志向，就是想為國家和老百姓多做點事，只要能做到這一點，我就沒白活。”

    韓琦的一生，就像宋朝的一面鏡子——有過輝煌，有過挫折，但始終不變的，是他對國家的忠誠，對老百姓的關愛。這種精神，不管過多少年，都不會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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