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記集團與江辰這個名字帶來的沖擊波，如同投入靜湖的石子，漣漪一圈圈擴散，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商業和科技的范疇，悄然撥動著國際地緣政治那根敏感的弦。

在日本東京，霞關和外務省的某些辦公室里，氣氛顯得有些微妙而復雜。

近年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深化和經濟持續增長，日本國內一部分政治和經濟精英，確實存在著與中國大陸“緩和關系、深化經濟合作、以經促變”的戰略構想。

他們希望通過對華投資、技術輸出和市場開放，將中國逐漸納入以西方（尤其是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并在這個過程中施加影響力，確保日本在亞洲的經濟領導地位和安全環境。

然而，江辰和江記集團在液晶顯示技術上的強勢崛起，像一根尖銳的楔子，打亂了這種相對溫和、漸進式的劇本。

這不僅僅是某個中國企業取得了技術突破那么簡單，它傳遞出一個令日本精英階層隱隱不安的信號：中國大陸可能具備了一種“非對稱、非線性”的科技躍進能力。

他們不是在日本人預設的賽道（比如家電組裝、低端制造）上追趕，而是在一個被認為是未來關鍵技術之一的領域，直接從起跑線附近沖到了第一梯隊，甚至在某些方面展現了領先的潛力。

這種超出預想的事態發展，讓日本原先那套“技術換市場”、“以領先優勢引導中國產業發展方向”的策略，在液晶顯示這個具體領域上，瞬間顯得有些尷尬和失效。

未來的互動會怎樣？

中國大陸在其他高技術領域是否還會出現類似的“意外”？

這些問題，讓習慣于精密規劃和長袖善舞的日本智囊團，首次感到有些“預測失靈”的茫然。

但日本民族性格中務實與危機感并存的一面，在此刻發揮了作用。

盡管基層民眾或許還對大洋彼岸中國一家公司的具體技術突破感受不深，但上層的政客和產業領袖們，已經敏銳地嗅到了風向的變化。

一道道在外界看來有些突兀、甚至令普通日本國民難以完全理解的政令和倡議，從高層傳達下來：

“全面加強科學、技術、工程、數學（stem）基礎教育，從小學階段激發國民創新潛能。”

“大幅提高國立科研機構和頂尖大學的預算，尤其是在新材料、信息技術、精密制造等前沿領域。”

“設立國家級風險投資基金，鼓勵和支持中小企業從事高風險、高回報的核心技術研發。”

“推動產官學結合，加速實驗室技術向產業化轉化的效率。”

這些舉措，表面上是為了應對全球科技競爭加劇，但在知情者眼中，未嘗沒有針對那個東方鄰國突然展現出的驚人技術爆發力，所做的長遠布局和未雨綢繆。

日本人開始反思，也許過去過于看重對華的經濟滲透和市場占有，而在夯實自身基礎研究、激發源頭創新方面，有所松懈。

江辰的出現，像一記警鐘，敲醒了某些沉浸在“雁行模式”優越感中的頭腦。

與此同時，遠在西伯利亞的寒風之中，另一條與江辰命運息息相關的線索，正傳來微弱而沉重的回響。

一封經由數次中轉、措辭隱晦但情緒飽滿的信件，穿越廣袤而日漸混亂的蘇聯國土，輾轉送到了江辰手中。

信紙是粗糙的當地產品，字跡是安德烈少校代筆，但口吻和印記屬于那位如同黑熊般的彼得羅夫將軍。

信中沒有了往日的強勢與交易的口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深切的疲憊和沉重的憂慮。

將軍描述了他治下地區的現狀：盡管依靠與江辰的“物資換技術”交易，他麾下的部隊和部分關聯工廠的職工家屬得以比其他地區的蘇聯同胞獲得稍多一些的生活必需品——面粉、罐頭、衣物，避免了最嚴重的饑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