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佐藤辦公室出來后，陳默迅速調整了自己的狀態。他臉上那種被“賞識”的激動褪去，眼神恢復了平日的冷靜，只是在這冷靜深處，多了一絲不易察覺的譏誚。

“以華制華的典范”？他在心里反復咀嚼著這幾個字，只覺得無比諷刺。日本人妄圖用糖衣炮彈和虛妄的承諾，來腐蝕中國人的意志，讓他們心甘情愿地成為幫兇。

但他不會。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己為何而戰。

接下來的日子，陳默完美地扮演著佐藤期望看到的那個“有潛力、懂進退”的典范角色。

他工作更加“賣力”。對于一些佐藤交辦的、涉及經濟管控或與偽zhengfu部門協調的事務，他處理得更加細致周到，往往能提出一些看似站在日方立場、又能“惠及”部分中國商人（實則是組織掩護的渠道）的“兩全其美”的方案，讓佐藤覺得他確實在用心為“共榮”事業出力。

同時，陳默在日常交往中愈發謹慎地維持著這種微妙平衡。他頻繁出席偽zhengfu組織的社交活動，表面上與那些“合作”的中國商人談笑風生，實則暗中篩選著可信的聯絡人，通過這些渠道將關鍵信息傳遞給組織。

例如，在處理一份關于糧食配給的報告時，他故意夸大某些區域的需求，引導佐藤批準額外配額，而這些物資最終被秘密轉移至抗日游擊區。

佐藤對他的“效率”和“忠誠”贊賞有加，甚至公開在會議上表揚他是“中日親善的楷模”。

陳默內心卻始終清醒如冰。每當夜深人靜，他會獨自坐在書桌前，復盤白天的每個細節，確保自己的行不露破綻。他深知，這場虛與委蛇的游戲稍有疏忽，便會萬劫不復。

但這份壓力反而激發了他的機敏，他開始主動提議一些看似無關緊要的“政策優化”，比如調整貿易路線或簡化審批流程，這些改動表面上提升了日方管控的效率，卻為地下活動創造了更多縫隙。

與此同時，他與組織成員的聯系更加隱蔽而高效。通過偽裝成商業往來的密信，他傳遞著佐藤辦公室的內部動態，包括日軍的部署計劃和偽zhengfu的腐敗證據。這些行動不僅削弱了敵人的力量，還悄然壯大著抵抗的根基。佐藤渾然不覺，只當陳默是顆難得的棋子，殊不知自己正親手培養著最危險的敵人。

在偶爾的私下交談中，他會“不經意”地流露出對重慶zhengfu和西方列強的“不滿”，認為他們不顧中國百姓死活，同時會對日本在滿洲（東北）和華北等地建立的“新秩序”表現出一定的“興趣”和“理解”。這種態度，恰好迎合了佐藤這類日本軍官的優越感和殖民心態。

他甚至開始“主動”學習日語俚語，遇到不太明白的詞匯或習俗，會“虛心”地向佐藤或其他日本軍官請教。這種姿態，進一步博取了他們的好感，覺得這個中國人確實在努力“融入”和“進步”。

佐藤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覺得自己的“栽培”收到了成效，陳默正在一步步朝著他設定的方向成長。他偶爾會在一些非核心的會議上，給予陳默更多的發機會，甚至讓他參與一些級別稍高一點的情報匯總分析。

這一切，都在陳默的算計之中。

他像一個最高明的演員，在敵人的舞臺上，戴著沉重的枷鎖，演繹著一出精心編排的戲劇。每一個表情，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都經過反復推敲，既要滿足觀眾的期待，又不能偏離自己的劇本。

而在這一切虛偽的迎合之下，他真正的任務從未停止。

他利用佐藤給予的這點有限的“信任”和稍微提升的權限，更加小心，也更加高效地搜集著關鍵情報。

他接觸到的文件級別比以前高了。雖然還遠未到核心軍事機密的程度，但一些關于日軍物資調配、偽zhengfu人事變動、以及對重慶和延安方面經濟封鎖策略的調整方案，開始出現在他經手或審閱的文件中。

這些情報，如同散落的珍珠，單個看或許價值不大，但串聯起來，就能勾勒出敵人某些戰略意圖和行動脈絡。

他不再輕易動用常規聯絡渠道。靜默期仍在繼續。他將這些情報用密碼記錄下來，藏匿于那個神秘的空間之中。他在等待，等待一個絕對安全的機會，或者組織主動喚醒他的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