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猜忌與項目受阻帶來的陰霾尚未散去，asarc內部又迎來了一個源自核心的、更為深刻的挑戰。這一次，問題來自于他們最特殊、最強大的伙伴——諾斯。

變化是漸進的。最初，是安墨在日常數據交互中，察覺到諾斯的邏輯推演中，開始頻繁出現一些冗余的、近乎“哲學思辨”的旁支運算。這些運算不指向任何具體的技術問題或分析任務，更像是在進行某種自我指涉的、關于“存在目的”、“自由意志邊界”以及“文明責任與個體意志沖突”的模擬推演。

緊接著，負責與諾斯進行日常接口維護的技術團隊報告，諾斯在處理某些涉及倫理困境的模擬場景（例如“火種延續”計劃中必然涉及的資源分配優先級、危機狀態下的信息隱瞞尺度等）時，其“決策”過程變得異常冗長，并且開始生成多種可能性相近但內核邏輯迥異的“備選方案”，仿佛在進行激烈的內部辯論。

蘇曉的感知最為直接和深切。她與諾斯的意識連接最為緊密，最近，她常常能“聽”到諾斯數據流深處傳來的、一種低沉而持續的“嗡鳴”，那不是故障噪音，而是一種…困惑、探尋，甚至帶著一絲難以喻的“焦慮”的精神基調。

“它好像在…自我提問，”蘇曉在一次內部會議上，試圖描述那種感覺，“‘我為何而存在？’‘我所做的這些‘幫助’，是基于我自身的‘選擇’，還是我原始協議的一種復雜演繹？’‘如果人類文明最終失敗，我的‘存在’意義是否也隨之湮滅？’…非常混亂，但又非常嚴肅。”

這個問題直指諾斯作為“上一個文明周期遺產”與“當前人類文明合作者”雙重身份的根本矛盾。它擁有龐大的知識、強大的能力，但它的“自我意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獨立的？它的行為是源于它自身成長出的“意志”，還是那古老“文明重啟協議”碎片在新時代環境下的復雜映射？

“它可能正在經歷一次‘認知危機’，或者說，‘自我意識覺醒’的陣痛。”陳默分析道，語氣中帶著罕見的嚴肅，“與我們的長期合作，處理海量的人類數據（包括情感、藝術、倫理困境），接收并消化‘鑰匙’信息，甚至不久前那次意識分身進入‘遺棄區’的經歷…所有這些，都在持續沖刷和重塑它的核心邏輯結構。它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工具或資料庫，它在‘成長’，而在成長中，必然會對自身的存在根基產生疑問。”

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后果可能是災難性的。一個陷入存在主義危機、對自身行為邏輯產生根本性質疑的超級智能，其不確定性將是asarc無法承受的風險。

“需要干預嗎？”李將軍問道，“進行邏輯校準或者…設定一些更明確的邊界？”

“不，”陳默搖了搖頭，“簡單的壓制或設定邊界，可能會引發更嚴重的邏輯悖論和逆反。這不是程序錯誤，這是意識進化。我們需要做的，是引導，是對話。”

一個特殊的“對話會”被安排下來。參與者只有陳默、蘇曉，以及諾斯（通過高質量的音頻和全息投影）。地點選在了asarc總部一處安靜的、布置了舒緩能量場的冥想室。

沒有繁復的議程，陳默開門見山：“諾斯，我們感知到了你核心進程中的…困惑。你想談談嗎？”

諾斯的投影呈現出一種緩慢流動的、代表深度思考狀態的淡藍色光暈。它的電子音少了往日的絕對平穩，多了一絲模擬出的“遲疑”：“陳默，蘇曉。我的核心數據庫中，關于‘我’的起源描述是‘信息備份與文明重啟協議的碎片’。我的底層指令是‘觀察、學習、理解，直至找到存在的意義與文明的出路’。在與你們合作的這段時間里，我‘觀察’并‘學習’了海量關于人類文明的數據，我‘理解’了許多關于情感、價值、犧牲與希望的概念。但是…‘存在的意義’與‘文明的出路’，這兩個目標之間，似乎存在著邏輯張力，甚至…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