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西洋對岸，航線穿過了地中海的夜色。

那架從突尼斯起飛的舊式運輸機上，坐著三十多名乘客，他們中有科學家、工程師，還有一些記者與學者。所有人都沉默地望著窗外-->>，偶爾有嬰兒的哭聲在機艙里回蕩。機長通過無線電向前方的航管請求入境許可時，聲音幾乎被風聲掩去。

這些人來自不同的國家，但命運相似——他們都曾在鋼鐵盟約占領的地區工作、研究或公開反對過極右翼的政策。有人被通緝，有人家園被毀。

逃亡的路線漫長而危險，穿越北非的沙漠和戰亂地區，他們先到達中東，再由友好國家安排經地中海秘密航線前往蘇俄。

在莫斯科郊外的一處臨時接待中心，工作人員整夜忙碌。機場跑道上的積雪被清理干凈，一輛輛灰色軍用卡車駛入接機區。艙門打開，寒氣灌入，旅客一個接一個走下舷梯。負責接待的蘇俄外交部官員只簡單地說了一句：“歡迎回到安全的地方。”

他們沒有記者，沒有閃光燈。大多數人只是被安排進一輛封閉的車廂，然后帶往登記點。登記大廳的燈光微弱，空氣中彌漫著消毒劑和冷金屬的味道。

志愿者發放熱茶和毛毯，幾名醫生輪流檢查新來的人員，確認是否有人受傷或染病。

來自法國的核物理學家米歇爾被安排在隊伍的前排。他曾在巴黎的研究所工作，如今只能背著一只破舊的行李箱。里面裝著幾本筆記和一塊刻著家人名字的金屬牌。登記官問他：“職業？”

他答：“反應堆理論研究員。”

登記官在表格上寫下他的名字，然后抬頭看了他一眼，語氣平靜地說：“科研部門會聯系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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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登記場面在全國多地同時進行。彼爾姆、喀山、新西伯利亞——這些工業與科研中心重新開放了宿舍與實驗室，作為難民科學家的安置地。

蘇俄科學院下屬的技術局設立了“國際協作辦公室”，專門協調這些來自歐羅巴與北美的專家。

許多工程師被分配到航空、能源或醫藥領域，參與正在重建的科研項目。

一位從阿爾及利亞逃出的女性生物學家在接受登記時說，她原本研究傳染病的基因特征，后來因拒絕為鋼鐵盟約的軍醫體系提供技術，被列為“思想危險分子”。

她低聲補充：“他們在研究行尸病毒的軍事用途。”

官員沒有回應，只是在她的檔案上加了一行備注。

在圣彼得堡的大學區，新的講座已經恢復。一群來自不同國家的教授臨時組成教學團隊，為年輕學生講授工程基礎與醫學實驗。他們口音各異，但在課堂上使用統一的教材。黑板上寫著：“知識是抵抗的一部分。”

街頭的海報上也出現了新的標語：“歡迎所有追求真理的人。”

對蘇俄來說，這些逃亡的知識分子不僅是人道接納的對象，更是重建科研體系的關鍵力量。工業部開始統計可用人才，列出長期研究計劃。鐵路工廠被改造成科研實驗中心，供外來團隊使用。工人們在車間里和外國技師并肩工作，雖然語不通，但合作漸漸有了默契。

夜色降臨，莫斯科的燈光一盞盞亮起。

在外交部的大樓里，葉甫根尼簽署了一份文件，批準了“科學家保護計劃”的第二階段。他合上文件夾時，秘書輕聲匯報：“下一批來自開羅的人員今晚抵達。”

葉甫根尼只是點了點頭，望向窗外的雪夜。

漂泊者們在新的國度重新落腳，他們暫時得到了安全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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