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雯突然想起什么，從包里拿出一張照片，是草原省的牧民在查草場的照片，“姑母，巴特爾大叔說，去年草原上有些牧民超載放牧，草場退化了，他們就一起定了‘輪牧制度’，現在草場又綠了。這也是實踐吧？”

“當然是，還是人民群眾的實踐。”我接過照片，牧民的笑容在照片里很亮，“這就說到‘人民群眾的歷史地位’了——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首先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茶農種的茶、牧民養的羊、工人造的摩托車，都是百姓的手做出來的，沒有這些，大明的日子就過不下去；然后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千葉縣的采茶調、草原的牧歌、農民的諺語，這些都是百姓在生活里創出來的，比朝堂上的文章更有生命力；最后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周富貴的案子，是劉阿姨舉報、老周拿證據、巴特爾協助查的，要是沒有百姓，咱們怎么能揪出貪腐？你奶奶常說‘基層的百姓，是大明的根，根扎得深，樹才能長得高’，就是這個道理。”

靜雯把照片夾進筆記本，“那‘真理的檢驗標準’呢？怎么知道咱們的政策是對的？比如建加工廠、修水渠、和加盟省貿易。”

“靠實踐。”我拿出一份《法蘭西加盟省茶葉貿易報告》，上面寫著“均平二十八年四月，大明茶葉對法出口量增長50%，稅收增長20%，法蘭西葡萄酒對明出口增長30%”，“之前有人說‘和加盟省貿易會吃虧’，這是邏輯證明，是想法；但咱們實際做了，出口多了，稅收多了，百姓能喝到葡萄酒，加盟省能喝到好茶，這就是實踐的結果，證明這個政策是對的。還有修路，之前有人說‘路修了也沒人走’，但現在茶農騎著摩托車拉茶，一天能跑兩趟縣城，收入翻了倍，這就是實踐檢驗真理——實踐有直接現實性，能把想法變成事實，好的想法變成好事實，壞的想法變成壞事實，騙不了人。”

我喝了口茶，接著說：“就像你奶奶當年修水渠，有人說‘沒用’，但水渠修通后，稻苗活了，農民收了糧，這就是實踐檢驗了‘修水渠’這個想法是對的。邏輯證明能幫咱們想問題，但不能替代實踐——你再怎么算‘水渠能灌多少田’，不如實際修起來灌一次試試。”

靜雯翻開《大明國刑律典》，翻到“民生至上”的條款，“姑母，那‘社會基本矛盾’呢？比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怎么用大明的事講？”

“你看這個d1摩托車。”我指著圖紙，“之前茶農用扁擔挑茶，一天只能挑五十斤，這是生產力低；現在用摩托車，一天能拉五百斤，這是生產力發展了。生產力發展了，生產關系就得變——之前是茶農自己找販子，現在咱們建茶葉交易市場，統一規范價格，這就是生產關系調整，適應生產力。要是生產力發展了，生產關系不變，比如還讓茶農挑茶賣，那摩托車造出來也沒用，生產力就被憋住了。”

我又拿出一份《大明貿易法規修訂案》，是根據和加盟省的貿易情況改的，“再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咱們和加盟省的貿易多了，經濟基礎就變了（茶葉、葡萄酒的交易量增加，稅收增加）；上層建筑就得跟著變，比如修訂貿易法規、建立司法協作機制，這樣才能維護貿易的穩定。要是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筑不變，比如還用老法規管新貿易，就會出問題。你母后當年說‘貿易走多遠，規矩就得跟多遠’，就是這個道理——經濟基礎是根，上層建筑是枝葉，根長了，枝葉也得長。”

靜雯把這些文件都整理好，按《韻瀾思想》《秀英思想》《常靜徽思想》分好類，“姑母，這么說，《大明民主主義哲學》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道理，用咱們大明的事講明白，用奶奶、母后的實踐做例子，再融上咱們的傳統文化，最后為了讓百姓過好日子？”

“對，就是這個意思。”我把《大明民主主義哲學》初稿遞給她，扉頁上寫著三句話：“以《韻瀾思想》為基——民生為天，民心為秤；以《秀英思想》為綱——基層為本，務實為要；以《常靜徽思想》為領——通達四海，協和萬邦。”“你看這三句話，就是咱們哲學的魂：‘民生為天’是馬克思主義‘人民至上’的大明化，‘基層為本’是馬克思主義‘實踐第一’的大明化，‘通達四海’是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的大明化。咱們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硬搬過來，而是把它融在大明的土里，澆上百姓的汗水，長出咱們自己的莊稼——這莊稼就是百姓的好日子，是路平、茶甜、心安。”

窗外的陽光越來越暖，樓下傳來茶農的笑聲，他們正把新茶裝上d1摩托車，準備運往縣城。靜雯拿起初稿，認真地讀著扉頁上的話，聲音越來越響：“民生為天，民心為秤；基層為本，務實為要；通達四海，協和萬邦。”

我看著她，想起均平十五年在滇南縣的田埂上，她才十歲，拿著一根稻穗問我：“姑母，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我當時說：“就是讓稻穗長得飽滿，讓農民能吃飽飯。”現在她長大了，能讀懂這些哲學道理了，也能明白，這些道理最終都要落到稻穗、茶葉、摩托車上，落到百姓的笑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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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母，”靜雯合起初稿，眼里閃著光，“我下午就把這些道理整理成小冊子，發給各個省的基層官，讓他們也像奶奶那樣，帶著百姓做實事，用實踐檢驗政策，用民心衡量對錯。”

“好。”我拍了拍她的手，“記住，咱們的哲學不是寫在紙上的，是走在田埂上的，是修在山路上的，是握在百姓手里的。你奶奶當年沒讀過多少書，但她懂‘務實為要’；你母后沒講過多少大道理，但她懂‘協和萬邦’；咱們寫《大明民主主義哲學》，就是要把這些百姓都懂的道理，用哲學的話說清楚，讓更多人知道，大明的好日子，是靠唯物論、靠辯證法、靠實踐、靠百姓，一點點干出來的。”

靜雯點點頭，提起食盒準備走，又回頭說：“姑母，晚上我讓廚房做奶奶當年常做的雜糧飯，咱們邊吃邊聊奶奶修水渠的事，好不好？”

“好啊。”我看著她的背影，又看向案上的《大明民主主義哲學》初稿，陽光落在“民生為天”四個字上，像鍍了一層金。我知道，這本初稿會越來越厚，因為大明的百姓會不斷用實踐寫出新的內容——茶農的新茶種、工人的新摩托車、牧民的新草場、加盟省的新貿易，這些都會成為《大明民主主義哲學》最鮮活的注腳，成為馬克思主義在大明大地上，最生動的本土化實踐。

夜深了，我還在案頭修改初稿，把白天和靜雯說的那些例子，一一寫進書里：馬秀英修水渠的事，常靜徽談貿易的事，千葉縣茶農建加工廠的事，草原牧民定輪牧制度的事……每一個例子都帶著大明的泥土氣，帶著百姓的體溫。我想起母后馬秀英的話：“基層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百姓的話，再土也是真話。”是啊，咱們的哲學，就要說百姓能懂的話，辦百姓需要的事，讓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像千葉縣的茶一樣，香在百姓的嘴里，甜在百姓的心里，扎根在大明的每一寸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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