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二十四年九月初九，重陽的陽光穿過大理寺的雕花窗欞，在青石板地面投下“正大光明”四個篆字的光影。這座始建于洪武年間的司法殿堂，今日格外肅穆——檐角的銅鈴在秋風里靜止，回廊的朱漆柱上懸著“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楹聯，十二級漢白玉臺階下，民生都察院的公訴人、人民監督協會的工農監督員、刑部的監察官、廉政公署的稽查員已依次列陣，他們的朝服在陽光下泛著冷光，像一道守護公正的屏障。

我站在大理寺正堂的側門，望著堂內的景象：主審官李大人身著緋色法袍，端坐于“明鏡高懸”匾額下，案上擺著《大明國憲典》《刑律典》《監察法典》三部法典，藍布封皮已被翻得發白。左側是民生都察院的公訴團隊，為首的王都御史捧著厚厚的卷宗，卷宗邊角貼著“證據確鑿”的紅簽；右側是六名被告的席位，趙露思、趙偉杰、郭麗娜、周薇、朱樉、朱媖穿著囚服，鐐銬在地上拖出細碎的聲響。最特別的是堂下的陪審團席位，坐著七位人民陪審員——石洼村的鄉老王伯（百姓代表）、京北市的鐵匠張師傅（工人代表）、南河省的茶農李大姐（農民代表）、洛陽的文物修復師陳先生（手工藝人代表）、議事會的普通代表劉叔（議事代表）、大明科學院的研究員鄭博士（知識分子代表）、歐東省的商戶錢老板（商戶代表），他們的布衣與周圍的官服形成鮮明對比，卻代表著最沉甸甸的民心。

“姑母，百姓們都在外面等著。”朱靜雯走到我身邊，她今日換下了龍袍，只穿一身素色常服，“人民監督協會的工農代表們統計了，光是大理寺外的廣場就來了五萬百姓，還有人帶著干糧從南河省、歐東省趕來，說‘一定要親眼看著貪官受審’。”她指著堂外的回廊，那里擠滿了旁聽的百姓代表，每個人手里都攥著訴狀或證據復印件，“他們說，這是大明開國以來第一次，皇族與尚書同堂受審，還請了工農百姓當陪審員——這才是真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望著陪審員席上的王伯，他手里緊攥著那份災區血書的復印件，指節因用力而發紅。三個月前，他還在石洼村的草棚里為危房改造款奔走；今日，他作為百姓代表陪審員，要和其他六位工農代表一起，與主審官共同裁決這些曾高高在上的權貴。這讓我想起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里的話：“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我們用馬克思主義改造大明的司法，不是要顛覆傳統，而是要讓法律真正成為保護百姓的盾，而不是權貴的劍。

辰時三刻，主審官李大人敲響法槌，“咚”的一聲，震得梁上的灰塵都輕輕飄落。“大明國大理寺公審大會，現在開庭！”他的聲音洪亮如鐘，“傳第一被告，戶部尚書趙露思！”

趙露思被獄卒帶到堂中，她的發髻已散亂，囚服上沾著污漬，與往日的錦衣玉食判若兩人。王都御史起身，展開卷宗第一頁：“根據《大明國刑律典》第三卷第一章‘貪污罪’，被告趙露思，在任戶部尚書期間，利用主管救災款之權，挪用南河省洪災救災糧二十萬石、棉衣十二萬件、現款六十萬明幣，與侄子趙三勾結，將賑災款轉為私人財產，造成災區百姓流離失所，三人因缺糧餓死，十人因無棉衣凍傷——請法庭傳證人！”

第一位證人被帶上堂，是南河省災區的張老漢（農民代表），他的胳膊還纏著繃帶，那是去年冬天凍裂的傷口。“大人，”他撲通跪下，聲音哽咽，“去年七月洪水退了，官府發的糧夠吃三天，我家孫兒餓得直哭，我去糧站要糧，趙尚書的侄子趙三說‘想吃糧？拿銀子來，五倍價’！我賣了耕牛買了十斤米，孫兒才沒餓死……可耕牛沒了，今年開春連地都種不了啊！”他從懷里掏出半塊干硬的樹皮，“這是我們當時吃的，趙尚書卻在京北喝好酒、穿綢緞！”

王都御史呈上糧站的出庫記錄和趙三的鋪面房產證：“證據顯示，趙露思將六十萬救災款轉入宏達糧行，趙三用這筆錢在京北購置三座鋪面，租金每月兩萬明幣，全部存入趙露思個人賬戶。根據《監察法典》第二十二條，‘挪用救災款數額巨大、情節惡劣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追繳全部贓款’。”

趙露思突然尖叫起來：“我是朝廷尚書！你們不能這么對我！那些百姓餓死凍死關我什么事？救災款本就是朝廷的錢，我愛怎么用就怎么用！”她的話剛落，旁聽席上的百姓炸開了鍋，工農代表們憤怒地拍著欄桿：“你這狼心狗肺的東西！百姓的救命錢也敢貪！”李大人敲響法槌：“被告肅靜！現在由你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