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二十四年五月初七，閩省的暴雨連下了三日，安崇新區的工地上積起半尺深的水，塔吊的鐵臂在雨幕中若隱若現，像一柄懸在云端的鐵尺，要丈量這世間的公道與罪惡。我站在全國議事會事務院的回廊下，手里攥著三份加急卷宗，紙頁被雨水打濕了邊角，油墨暈染開來，把“剛李”“剛隅”“張杰”這三個名字泡得模糊又刺眼——這是監察系統內部長出來的毒瘤，比西鄉村的蛀蟲更讓人膽寒。
朱靜雯披著蓑衣從外面進來，蓑衣上的雨水順著草繩滴落，在青磚地上積成小小的水洼。她把一個用油布裹緊的卷宗遞過來，聲音帶著奔波的沙啞：“姑母，人民監督協會的鄉老們在花省訪到了新線索，趙立馬案的受害群眾畫了幅‘血淚圖’，您得看看。”
我解開油布，一幅用粗麻紙畫的圖露了出來。畫上是十二間歪歪扭扭的土房，其中四間用紅墨水打了叉，旁邊畫著個戴官帽的人伸手要錢，地上跪著幾個衣衫襤褸的百姓，眼淚用藍墨水畫成小溪，流進“危房改造款”的賬本里。畫的角落題著行字：“官吏手伸三尺，百姓淚落三春”，筆跡顫抖，像握著筆的人在哭。
“這是花府陽縣石洼村的王老漢畫的。”朱靜雯指著畫中一間打叉的土房，“他家兒子在洪水里沒了，房子塌了，趙立馬收了他兩千元‘協調費’，卻沒給批危房改造款。現在王老漢住在豬圈旁的草棚里，腿在抗洪時摔斷了，沒錢治，只能拖著走。”
我的指腹撫過畫上的藍墨水淚痕，像觸到了王老漢冰涼的眼淚。卷宗里的筆錄寫著：“趙主任說‘這錢是辛苦費，不交就別想領補貼’，我賣了家里最后一頭羊湊的錢，現在羊沒了，房子也沒了……”后面的字跡被淚水泡得模糊，只剩下幾個歪歪扭扭的“冤”字。
“剛李的案子更棘手。”朱靜雯翻開另一本卷宗，里面夾著張“醉仙居”的消費清單，“這是人民監督協會的會員在會所后門撿到的，上面記著‘四月十二日，燕窩三盞、魚翅五斤、茅臺二十瓶’，簽字是剛李，付款方是私營企業主王某。那天本該是他帶隊督查泉州港項目資金的日子。”
我盯著清單上的“茅臺二十瓶”，想起西鄉村的張奶奶——她的風濕藥膏一瓶十五元，二十瓶茅臺夠她買八百瓶藥膏，夠她熬過二十個冬天。卷宗里附的照片顯示，“醉仙居”的包廂里掛著塊牌匾，寫著“政商同心”，而王某的公司恰好中標了泉州港的碼頭擴建工程，項目資金高達三千萬元。
“最可怕的是監察系統的內鬼。”朱靜雯的聲音沉了下去，“全國議事大會監察局駐全國議事大會事務院都察院巡按監察處的剛隅，把西鄉村案的三份關鍵證詞換了。”她拿出兩份證詞復印件對比，原件上寫著“白祿應賣地前曾向剛隅匯報”，篡改后的版本變成了“白祿應未向任何上級請示”，篡改處的墨跡比其他地方新鮮，顯然是近期所為。
我捏著這兩張紙，指節因為用力而發白。剛隅是監察系統的“老人”，去年還在大會上作過“廉潔自律”報告，說“監察官要像手術刀一樣干凈”。可現在，這把“手術刀”卻成了包庇腐敗的兇器。卷宗里的銀行流水顯示，剛隅的賬戶在白祿應賣地后的第三天，收到了一筆十萬元的匯款，匯款人是“王小紅”——王某的妹妹，也是張杰的情婦。
“張杰的賬冊找到了。”朱靜雯打開一個木盒，里面是幾本用棉線裝訂的賬冊，紙頁泛黃，邊角磨損，“這是花省都察院派駐省經制院巡按監察處的老檔案員偷偷交出來的，說藏在檔案室的墻縫里十年了。”
我翻開賬冊，均平十年三月十六日的記錄寫著：“收王某現金五十萬，辦‘批評教育’結案。”后面附著王某行賄案的卷宗編號。而按照《大明監察條例》，行賄十萬元以上必須移送司法，王某當年行賄的金額是一百二十萬元，卻被張杰以“初犯、認錯態度好”為由輕輕放下。賬冊里還夾著張房產贈與協議，王某將花省省會的一套四合院贈給張杰，落款日期正是結案后的第七天。
“從中央到基層，這張腐敗網織得密不透風。”我把四份卷宗并排鋪開，剛李在頂端，剛隅和張杰在中間，趙立馬在底端，像一棵倒長的毒樹，根在基層，枝丫卻伸進了朝堂，“剛李違規提拔剛隅，剛隅包庇張杰，張杰放縱王某，王某又給趙立馬輸送利益——他們把監察權變成了搖錢樹。”
朱靜雯在桌上畫了個流程圖，用紅筆把“人民監督協會”圈在最外圍：“鄉老們說，這案子得靠百姓的眼睛。花省的會員已經組織了兩百多個村民，正在核對泉州港的工程用料，閩省的會員在‘醉仙居’周圍蹲守，記錄來往官員的名單。”她指著一張手繪的地圖，上面用不同顏色標注著“王某公司”“張杰別墅”“趙立馬老家”，每個地點旁都寫著村民的名字，“這些都是自愿參與調查的百姓，說‘哪怕磨破十雙鞋，也要把貪官揪出來’。”
本小章還未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后面精彩內容！
我望著地圖上密密麻麻的名字，突然想起馬克思的話：“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在西鄉村，是張寡婦捅出了賣地黑幕；在花省，是老檔案員交出了賬冊；在京北，是人民監督協會的會員蹲守會所——他們才是反腐最鋒利的刀。
“通知議事會監察局內稽廉紀司和事務院都察院稽查司，明天一早行動。”我合上卷宗，雨水敲打著回廊的欄桿，像在為即將到來的風暴擂鼓，“剛李在‘醉仙居’有個‘項目座談會’，正好一網打盡。”
朱靜雯眼里閃過亮光，她從懷里掏出個布包，里面是枚銅印，印文是“人民監督之印”：“鄉老們說，讓您帶著這枚印去，告訴貪官們，百姓的眼睛盯著呢。”
五月初八清晨，雨還沒停。我和朱靜雯帶著議事會監察局的二十名執法人員、都察院的十五名稽查員，還有十名人民監督協會的鄉老代表，分乘五輛馬車前往“醉仙居”。馬車里，鄉老周伯把一份名單塞給我，上面是會員們熬夜整理的“會所常客錄”，剛李的名字后面畫著七個圈，代表他本月來了七次。
“周伯，您怎么認出剛李的？”我問。周伯是個種茶的老農，手上布滿老繭，指甲縫里還沾著茶漬。他咧嘴笑了：“去-->>年議事長您來茶園考察，剛李跟著來的，他喝我家明前茶時皺眉，說‘太苦’，那神態我忘不了——百姓的茶再苦，也苦不過他心里的貪。”
馬車停在“醉仙居”后門，這里掛著塊“非公莫入”的木牌。監察局執法人員小李上前敲門，開門的是個穿著綢緞褂子的管家，看到我們身上的制服，臉瞬間白了：“你們……你們找誰？”
“找剛李。”朱靜雯亮出監察令，“我們接到舉報，這里有人違規接受宴請。”管家想關門，周伯上前一步，用拐杖擋住門：“我們會員都看著呢，剛李在二樓‘牡丹廳’，和王某正喝酒呢！”
我們沖上二樓，“牡丹廳”的門虛掩著，里面傳來猜拳聲。我推開門，只見剛李穿著錦袍，坐在主位上，王某正給他倒酒，桌上擺著海參、鮑魚，還有那瓶標注著“三十年陳釀”的茅臺。墻上的屏風畫著“漁樵耕讀”，可這屋里的人，連半點百姓的苦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