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凌家坉到公社要走十里土路，凌風踩著霜花走了一個多小時，到公社汽車站時，褲腳已經沾滿泥點，額頭上卻冒出了細汗。汽車站就是一間低矮的土房，墻皮脫落處露出紅磚，門口的木牌子上用紅漆寫著“紅星公社汽車站”，已經褪得發粉。等了半個多小時，才來了一輛綠色的解放牌客車，車身上印著“紅星公社——縣城”的字樣，車玻璃上蒙著一層灰，車門一開，一股混雜著汽油味、汗味和煙草味的熱氣涌了出來。

凌風擠上車，找了個靠后的座位坐下，背包放在腿上緊緊抱著。客車開動時，車廂里的人跟著劇烈搖晃，有人抱著裝糧食的麻袋，有人背著裝滿蔬菜的筐，嘴里聊著年關的收成和開春的農活。他望著窗外掠過的麥田，心里既期待又忐忑——期待能學到真正的農技知識，忐忑的是自己只有初中文化，怕跟不上那些科班出身的技術員，更怕有人拿他的“土辦法”當笑話。

客車一路顛簸了兩個多小時，才慢悠悠地開進縣城。縣城比凌家坉繁華得多，柏油馬路上有自行車來來往往，路邊的商店掛著醒目的招牌，偶爾還能看到穿中山裝的干部模樣的人。凌風按照劉技術員的囑咐，一路打聽著找到縣農業局——一座略顯陳舊的三層紅磚辦公樓，大院門口有兩排整齊的白楊樹，樹干上刷著“農業學大寨”的紅漆標語。

報到處設在一樓的接待室，里面已經擠滿了人。各公社推薦來的技術員們，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有的穿著筆挺的中山裝，皮鞋擦得锃亮，鼻梁上架著眼鏡，手里拿著筆記本，說話慢條斯理，帶著一股子書卷氣；有的則是四五十歲、面色黝黑、手掌粗糙的老農技員，臉上刻滿了風霜的痕跡，手里攥著旱煙袋，眼神里透著樸實和謹慎。凌風這一身半舊的藍布褂子、腳上沾滿塵土的解放膠鞋，還有挎包上磨破的邊角，在人群中顯得格外突兀。

“哪個公社的？叫什么名字？把介紹信拿來。”負責登記的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干部，坐在一張舊辦公桌后面，鼻梁上架著副黑框眼鏡，頭發梳得整整齊齊，頭也不抬，語氣帶著公事公辦的冷淡。他叫趙文博，剛從地區農校畢業半年，總覺得自己是科班出身，比這些基層來的“土技術員”高一等。

“紅星公社，凌家坉生產隊，凌風。”凌風從挎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張蓋著公社紅色大印的介紹信，雙手遞了過去——這封信是劉技術員親自寫的，上面詳細寫了他試驗田的測產數據和日常工作表現。

趙文博接過介紹信，掃了一眼，看到“小麥試驗田畝產一千一百二十斤”時，眉頭不自覺地皺了起來。他這才抬起頭，推了推眼鏡，目光像探照燈一樣在凌風身上上下打量了幾個來回，眼神里帶著毫不掩飾的審視和一絲不易察覺的懷疑：“哦——你就是那個凌風？紅星公社報上來的材料里提到過你。一千一百二十斤的畝產……這個數據，實地核實過嗎？取樣、測產流程都規范吧？可別是下面為了湊成績，虛報的‘衛星’啊。”

他的聲音不大，但接待室里很安靜，周圍幾個正在排隊或等待的技術員都聽到了，紛紛投來好奇、探究，甚至帶著幾分嘲諷的目光。人群里，一個穿中山裝的年輕技術員輕輕嗤了一聲，對身邊的人小聲說：“就這模樣，能種出一千斤的小麥？我看懸。”這人是城關公社的孫明，是縣農業局副局長的遠房親戚，平時在公社里就有些眼高于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