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1938—1949年版）再戰二戰第三部
一、見·渡江戰役長江防線：垂死掙扎的
“和平偽裝”與“劃江而治”幻夢
一＞、見·潰敗后的權術游戲：蔣介石“引退”幕后的操控與算計
一九四九年一月的南京，寒風卷著秦淮河的濕氣，灌進總統府的回廊。三大戰役的硝煙雖已散去，國民黨政權的崩塌卻已肉眼可見——遼沈戰役損兵四十七萬，淮海戰役折損五十五萬，平津戰役五十二萬兵力或殲或編，曾經號稱“八百萬大軍”的國民黨軍，此刻能調動的機動兵力不足百萬，且多是從戰場潰敗下來的殘部，士氣低落到極點。
財政部的倉庫里，黃金儲備早已秘密運往臺灣，市面上法幣貶值到“一麻袋錢買不了一斤米”，百姓提著成捆的紙幣排隊搶購糧食，眼神里滿是絕望。行政院的官員們私下里收拾細軟，有的通過外交渠道聯系海外，有的則托關系找解放軍的地下黨，只求為自己留條后路。
就在這風雨飄搖之際，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突然發布一則簡短公告：“總統蔣中正先生，因故不能視事，決定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先生代理總統職權。”消息一出，南京城內一片嘩然——有人以為這是國民黨“改弦更張”的信號，有人則看穿這不過是蔣介石的權術表演。彼時的蔣介石，正坐在浙江溪口老家的豐鎬房里，手里攥著國防部送來的長江防線布防圖，桌上還擺著剛收到的上海中央銀行黃金轉運清單。
他所謂的“引退”，不過是將爛攤子丟給李宗仁，自己退居幕后繼續掌控核心權力，為構建長江防線、伺機卷土重來爭取時間。溪口的冬日格外陰冷，蔣介石卻常常徹夜未眠。他頻繁召見嫡系將領，湯恩伯、陳誠、胡宗南等人先后秘密抵達溪口，在豐鎬房的小客廳里接受指令。
一月二十五日，湯恩伯帶著參謀總長顧祝同送來的《長江防御計劃草案》，跪在蔣介石面前請訓。蔣介石指著地圖上的長江防線，聲音沙啞卻透著不容置疑的威嚴：“恩伯，你記住，長江不是普通的防線，是黨國的生命線！從湖口到上海這八百公里，你要像釘子一樣釘在那里，南京、上海絕不能丟！”他頓了頓，從抽屜里拿出一把鑲嵌著寶石的shouqiang，遞給湯恩伯：“這把槍，你帶著。守不住長江，就用它自裁，別給黨國丟臉！”湯恩伯雙手接過shouqiang，眼眶泛紅：“校長放心，學生就是拼了命，也要守住長江！”事實上，蔣介石對湯恩伯的“信心”，不過是自欺欺人。
他心里清楚，湯恩伯麾下的七十五個師，看似有四十五萬人，實則半數以上是補充的新兵，有的部隊甚至連buqiang都配不齊。但他別無選擇——桂系的白崇禧手握二十五萬兵力，卻始終與自己面和心不和，若不牢牢抓住湯恩伯這支部隊，長江防線便會從東段崩潰。
為了讓湯恩伯安心“死守”，蔣介石承諾從臺灣調運軍火支援，還下令將上海兵工廠的設備拆運至南京、蕪湖，為江防部隊提供danyao補給。可這些承諾，大多是空頭支票——臺灣的軍火要優先裝備陳誠的部隊，上海兵工廠的設備剛拆了一半，就因工人bagong停滯，最后只運走了幾臺小型機床。在操控軍事的同時，蔣介石也沒放松對黨務與財政的掌控。
他通過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任命系骨干陳立夫為中央組織部部長，要求其“肅清黨內動搖分子”，確保國民黨的權力不被李宗仁派系滲透。財政方面，他密令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將剩余的白銀、外匯分批運往臺灣，甚至不惜征用民生船只。
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外灘的江面上，十幾艘貨輪正忙著裝載白銀，碼頭工人冒著嚴寒搬運，有的工人累得倒在地上，卻被國民黨士兵用槍指著繼續干活。俞鴻鈞站在岸邊，看著白銀被裝上船，對身邊的秘書說：“這些東西，是校長東山再起的本錢，一點都不能少！”
李宗仁這邊，雖頂著“代總統”的頭銜，卻處處受制于蔣介石。一月二十二日，他剛入主總統府，就發現國防部的電報密碼本被蔣介石的親信帶走，前線將領只認蔣介石的手令，根本不聽他的指揮。他想召開軍事會議調整長江防線，湯恩伯卻以“需請示總裁”為由拒絕出席；他提出從美國爭取援助，駐美大使顧維鈞卻只向蔣介石匯報，對他的指令置若罔聞。
二月一日，李宗仁派代表前往北平與ong和談，臨行前想與蔣介石商量談判條件，蔣介石卻在溪口避而不見，只讓秘書傳話說：“和談可以，但絕不能放棄長江以北的土地，絕不能改編中央軍，否則就是賣國！”李宗仁看著空蕩蕩的總統府辦公室，無奈地嘆了口氣——他不過是蔣介石的“傀儡”，所謂的“和平談判”，從一開始就是場騙局。
二＞、見·長江防線的“紙糊堡壘”：百萬殘兵與“立體防御”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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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宜昌到上海，一千八百余公里的長江沿線，國民黨軍號稱部署了一一五個師約七十萬人，分湯恩伯、白崇禧兩大集團布防，試圖構建“陸海空立體防線”。可這看似龐大的防御體系，實則是漏洞百出的“紙糊堡壘”，每一處細節都透著潰敗前的狼狽與混亂。湯恩伯集團負責的湖口至上海段，是長江防線的核心區域，卻也是問題最多的地段。
在南京上游的蕪湖，國民黨軍第八十八軍負責防守，軍長楊寶轂到任后才發現，自己麾下的三個師，有二個是剛從淮海戰役潰敗下來的殘部，士兵大多穿著單衣，凍得瑟瑟發抖，有的甚至連鞋都沒有，只能光著腳在江灘上巡邏。楊寶轂向湯恩伯申請棉衣、danyao，得到的回復卻是“就地解決”。
無奈之下，楊寶轂只能下令士兵去搶百姓的棉衣，蕪湖城郊的村莊里，時常能看到國民黨士兵破門而入，把老鄉的棉襖強行扒走，有的老鄉反抗，就被士兵用槍托砸傷。村民們躲在柴房里，聽著外面的哭喊聲，咬牙罵道：“這些兵比土匪還狠！”
上海外圍的防御工事，更是形同虛設。按照湯恩伯的計劃，要在上海周邊構筑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從太倉到金山的“外圍陣地”，第二道是從南翔到川沙的“主陣地”，第三道是市區的“核心陣地”。可到了三月，外圍陣地的碉堡只修了一半，有的碉堡連機槍射孔都沒挖好，就因為材料短缺停工。負責施工的工兵連長高志遠，每天都要面對湯恩伯的催促進度電話，卻只能苦笑——上級承諾的水泥、鋼筋，只送來十分之一，剩下的只能用泥土、稻草代替，這樣的碉堡，別說抵擋炮彈，就連重機槍都能打穿。
更荒唐的是，湯恩伯為了“顯示決心”，下令在上海市區埋設地雷，可負責埋雷的士兵怕誤傷自己人，大多把地雷埋在偏僻的小巷里，有的甚至直接把地雷扔到黃浦江里，還偽造了埋雷記錄。
白崇禧集團布防的湖口至宜昌段，情況同樣糟糕。白崇禧雖號稱有40個師二十五萬人，卻要防守近一千公里的防線，平均每公里不足二百五十人，兵力薄弱到極點。在湖北荊州，國民黨軍第四十八軍駐守，軍長張軫是蔣介石的嫡系，卻與白崇禧不和，兩人在兵力部署上矛盾不斷——白崇禧要求張軫將主力放在長江南岸，防止解放軍強渡；張軫卻擔心解放軍從側翼迂回，堅持要留一半兵力在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