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時常坐在老槐樹下，摩挲著手里那本泛黃的《人民日報》合訂本，書頁間夾著一張褪色的黑白照片——那是1982年的青石鎮，土路上稀稀拉拉走著幾輛自行車，鎮口的糧食加工坊還是茅草頂，門口掛著“林家糧油”的木牌，牌子邊緣被風雨侵蝕得發毛。“那時候哪敢想，幾十年后咱們家能有這么大的家業。”祖父的聲音里滿是感慨，而這一切的轉折，都繞不開“改革開放”這四個字。

改革開放初期，青石鎮還籠罩在計劃經濟的慣性里。那時候林家的加工坊只是個“小作坊”，每天凌晨三點，祖父就和曾祖推著獨輪車去鎮上的糧站領分配的稻谷，加工成大米后再按定額賣給供銷社，賺的錢剛夠養家糊口。曾祖總說：“能有口飯吃就不錯了，別想著折騰。”可祖父不這么想，他從廣播里聽到“允許個體經濟發展”的政策，又在縣城看到有人擺攤賣自家種的蔬菜，心里漸漸動了念頭。

1984年的春天，祖父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跳出“定額”的框框，去鄰縣收購農民手里的余糧，加工成優質大米后，用拖拉機拉到城里的自由市場去賣。這個想法剛說出來，就遭到了家里人的反對。曾祖急得拍了桌子：“你這是要犯錯誤！糧食是統購統銷的，私下去賣要是被抓了怎么辦？”姑姑也勸道：“爸，咱們安穩過日子不好嗎？別冒這個險。”可祖父鐵了心，他背著家人，偷偷借了鄰居家的拖拉機，拉著兩百斤大米去了縣城。

那天祖父直到深夜才回來，身上沾著泥土，眼里卻閃著光。他從懷里掏出一沓皺巴巴的紙幣，興奮地說：“賣出去了！一斤大米比供銷社多賣兩毛錢，這一趟就賺了四十塊！”全家人都愣住了，曾祖捏著紙幣，手指微微發抖，半天說不出話來。從那以后，林家加工坊的“閘門”被打開了——祖父帶著工人去周邊村莊收糧，加工坊的煙囪從早到晚冒著煙，院子里堆滿了裝大米的麻袋，連鎮上的孩子都知道“林家大米”比別處的香。

市場經濟的浪潮來得比想象中更快。90年代初，鎮上開始出現“個體戶”“萬元戶”的說法，有人開起了小飯館，有人倒賣服裝，青石鎮的土路上漸漸多了摩托車、三輪車。林家加工坊也迎來了第一次擴張——祖父貸款買了兩臺新的碾米機，把茅草頂換成了磚瓦房，還雇了五個村民幫忙，加工坊正式改名為“青石鎮林家糧油加工廠”。那時候父親剛高中畢業，放棄了去縣城當教師的機會，回家里的加工廠幫忙，每天跟著祖父跑市場、談客戶，曬得黝黑。

機遇總是伴著挑戰。1995年，鄰縣開了一家大型糧油加工廠，用的是進口設備，加工的大米顆粒更均勻，還能真空包裝，一下子搶占了不少市場。林家加工廠的生意一落千丈，倉庫里堆了上千斤大米賣不出去。祖父愁得嘴上起了泡，整天在廠里轉來轉去。父親看著滯銷的大米，突然說：“爸，咱們也得改！他們能真空包裝，咱們也能；他們能做品牌，咱們也能！”那時候“品牌”還是個新鮮詞，祖父聽不懂，父親就拿著從縣城書店買來的《市場營銷學》，一條一條念給祖父聽。

全家人湊錢買了一臺真空包裝機，父親還設計了一個簡單的包裝袋——印上“青石鎮”的字樣，旁邊畫著一片金黃的稻田。沒想到，這種帶著“鄉土味”的包裝反而受歡迎，城里的超市覺得“接地氣”，愿意上架；農民覺得“實在”，愿意買。更重要的是，父親還琢磨出了“有機大米”的概念——他帶著工人去山里找無污染的稻田，和農戶簽訂協議，不施化肥、不打農藥，雖然產量低，但價格能翻一倍。這一下，林家加工廠又站穩了腳跟，甚至把大米賣到了省城的大超市。

改革開放帶來的不只是經濟的變化，還有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曾祖一輩子信奉“守業”，總說“夠用就行”，可看著加工廠越做越大，他也漸漸松了口。有一次，父親提議把加工廠的部分利潤投入到鄉村旅游中，曾祖起初不同意：“咱們是做糧食的，搞旅游是不務正業！”可當他看到鄰村靠農家樂賺了錢，又看到父親帶回來的旅游規劃圖，終于點了頭：“你們年輕人想干就干，我不攔著。”后來，“青石鎮農耕文化園”建成時，曾祖還主動給文化園題了字，字里行間滿是驕傲。

姑姑的變化也很明顯。80年代末，姑姑高中畢業后，家里想讓她早點嫁人，可她卻堅持要去深圳打工。那時候“打工”還是個新鮮事，鎮上的人都議論紛紛：“一個姑娘家跑那么遠，多不安全。”可姑姑鐵了心，背著行李就上了火車。在深圳的電子廠，她從流水線工人做到車間主管，學會了說普通話，還學會了用電腦。1998年，姑姑回到青石鎮，帶回了先進的管理經驗，幫家里的加工廠建立了考勤制度、財務制度，還引入了“績效考核”——這在當時的鄉鎮企業里，可是件稀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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