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浸在青石鎮老槐樹的樹蔭里長大的。那時我們家還是五世同堂，高祖林建業的搖椅總擺在院子里最陰涼的地方，曾祖林衛國的維修工具在墻角擺得整整齊齊，祖父林建國的公文包上總沾著淡淡的紅薯粉香，父親林建軍每天下班都會給我帶一顆水果糖。現在想起來，那些細碎的時光，像老槐樹春天落下的花瓣，輕輕巧巧地，就鋪滿了我整個童年。

我最早的記憶，是趴在高祖的膝蓋上聽故事。高祖那時已經快九十歲了，頭發全白了，像冬天落在樹枝上的雪，可眼睛卻很亮，笑起來的時候眼角的皺紋會擠成一朵花。每天下午，他都會搬著藤椅坐在老槐樹下，我就攥著他的衣角，嘰嘰喳喳地纏他講故事。他講得最多的，是太爺爺那輩打鐵的事——說太爺爺當年為了保護鐵匠鋪，被土匪打斷了腿，卻還是用一只手撐著鐵砧，把最后一把鐮刀打了出來；說抗戰時曾祖和祖父躲在地窖里，借著月光偷偷給游擊隊打造零件，生怕被日軍發現。

“陽陽你看，”高祖總愛指著老槐樹的樹干，“這樹比你太爺爺的歲數都大，它見過咱們林家最難的時候，也看著咱們現在過好日子。”說著，他會從口袋里摸出一顆用紅紙包著的糖，剝開糖紙塞進我嘴里，甜絲絲的味道混著他身上淡淡的茶香，成了我童年最難忘的味道。有一次我問他：“高祖，您小時候也有糖吃嗎？”他愣了一下，然后笑著搖搖頭：“那時候哪有糖啊，能吃上一口白面饅頭就不錯了。現在好了，咱們家不僅有糖吃，還有工廠，有汽車，都是托了建國和建軍的福啊。”

曾祖是個沉默寡的人，大多數時候都在院子角落的小屋里擺弄他的維修工具。他的手很粗糙，布滿了老繭和細小的傷疤，那是幾十年打鐵、修機器留下的痕跡。我總愛蹲在他身邊，看他用小錘子敲敲打打，把一塊不起眼的鐵皮變成一個小巧的鐵盒，或是把一個生銹的零件打磨得锃亮。

“曾祖，您教我打鐵好不好？”有一次我拿著一根小木棍，學著他的樣子在石頭上敲，他停下手里的活，把我抱到腿上，拿起一把最小的錘子放在我手里：“陽陽還小，等長大了曾祖再教你。你看，這打鐵和做人一樣，得有耐心，還得有準頭，不然打不出好東西。”說著，他握著我的手，一起在一塊廢鐵上敲出一個小小的印記。那天下午，陽光透過窗戶照在我們身上，曾祖的呼吸很輕，錘子敲在鐵上的聲音“叮叮當當”的，特別好聽。后來，他把那塊帶著小印記的廢鐵打磨成了一個小鈴鐺，系在我的書包上，我每天背著書包上學，鈴鐺“叮鈴叮鈴”響，像是曾祖在跟我說話。

祖父是家里最忙的人，每天早出晚歸，忙著公司的事。可不管多忙，他每周都會抽出一天時間，帶我去鎮上的集市。集市上特別熱鬧，有賣糖葫蘆的，有耍雜技的，還有賣各種小玩意兒的。祖父總會先帶我去吃一碗熱騰騰的紅薯粉，那是我們公司自己生產的粉條，煮在骨湯里，撒上蔥花和辣椒油，香得我能連湯都喝光。

吃完粉，他就牽著我的手逛集市，遇到認識的鄉親，他總會停下來聊幾句，問人家家里的莊稼長得怎么樣，有沒有什么需要幫忙的。有一次，我們遇到李嬸，她正背著一筐紅薯往集市上趕，祖父趕緊接過她的筐，笑著說：“李嬸，這么重的筐，怎么不讓孩子幫你背？”李嬸說：“孩子上學呢，我自己能行。”祖父又說：“下次要是收了紅薯，直接拉去公司，咱們給你算好價錢，不用這么辛苦往集市上跑。”李嬸連連道謝，我拉著祖父的手，覺得他特別厲害，像個大英雄。逛到最后，祖父總會給我買一個風車，紅色的紙葉片轉起來“呼呼”響，我舉著風車在前面跑，他在后面慢慢走，陽光灑在我們身上，暖融融的。

父親不像祖父那么嚴肅，他總愛跟我開玩笑。每天下班回家，他第一句話就是：“陽陽，今天在學校乖不乖？有沒有得小紅花？”要是我得了小紅花，他就會從公文包里拿出一顆水果糖獎勵我；要是沒有，他也不生氣，會摸著我的頭說：“沒關系，明天繼續努力，爸爸相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