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耀傳媒的會議室飄著股現磨咖啡的焦香，不是速溶的甜膩，是豆子煮透后的醇厚。上午的陽光斜斜地透過落地窗，在長桌中央的黑色皮質文件夾上淌出一道光帶，燙金的“星耀傳媒”四個字被照得發亮，邊角的縫線整整齊齊，連針腳都透著“靠譜”的勁兒。成彥坐在長桌左側，指尖無意識地蹭著椅面的皮革紋理——比她新公寓的沙發還軟，卻沒讓她放松，直到左手邊的周律師推過來杯溫水，杯壁貼著掌心的溫度，才讓她攥緊的手指松了點。

周律師戴副細框眼鏡，鏡腿有點舊，用透明膠帶纏了圈，他翻合同的動作很輕，手指在第7頁“商演條款”上敲了敲，指甲蓋邊緣還沾著點藍黑墨水——是剛才用熒光筆標注時蹭的，墨水暈開一小團，像個小小的標點。“這里得再跟你說清楚，”他的聲音不高，卻透著股斬釘截鐵的勁兒，“‘年度商演數量不超過15場，且需提前15天書面確認檔期’，這比行業平均水平少了整整5場。我上次幫個叫林小雨的新人看合約，人家公司直接寫‘配合公司合理商演安排’，沒說數量沒說時間，結果她去年一年跑了28場，連寫歌的時間都沒有，最后專輯拖到現在都沒發。”

他頓了頓，推了推眼鏡，鏡片反射的光晃了下，帶著點吐槽的語氣：“有些公司就喜歡玩文字游戲，把‘強制安排’寫成‘合理建議’，新人沒經驗，稀里糊涂就簽了，最后想推掉商演都難。星耀這條寫得夠實，連‘書面確認’都標了，以后不怕他們臨時加場。”

長桌對面的陸巖沒插話，只是端起面前的熱咖啡抿了口——沒加糖，杯壁的水珠剛好在杯套邊緣停住，沒滲進去半分，顯然是助理按他的習慣準備的。他穿深灰色西裝，領帶打得規整，銀色手表的秒針輕輕轉著，目光落在合同第5頁，手指沒碰紙面，只是懸在“創作自主權”那欄上方：“我們加了補充條款，你看這里，”他的指尖往下移了兩厘米，停在“音樂作品最終審核權歸藝人所有”的加粗字上，“除非涉及法律風險，比如歌詞有敏感內容，否則公司只提建議，不逼你改。蘇沐去年那首《巷口》，她想加段口琴獨奏，制作人稱‘太冷門’，公司沒干涉，最后那首歌在民謠榜待了8周，比預期還好。”

成彥的心里輕輕動了下，想起上周在顧懷安工作室試唱《霧里橋》時，顧懷安說“你的聲音里有自己的故事，別被別人的想法蓋掉”。她低頭看手里的鋼筆——是陸巖剛才遞過來的，磨砂筆桿，握在手里剛好貼合指腹，陸巖說“簽合同用順手的筆，心里踏實”。筆帽上沒有logo，卻比她之前在文具店買的20塊錢鋼筆沉不少，指尖能摸到筆身細微的紋路，像在握著點實在的東西。

“還有分成條款，”周律師又開口了，這次翻到第12頁，手指在“64稅后分成”上劃了道線，“這里要重點說，‘稅后’兩個字很關鍵。我之前幫個rapper看合約，公司寫‘55分成’，沒說稅后，最后扣完個稅和平臺抽成，他實際拿到的連3成都不到。星耀這條標了‘稅后’，還加了‘數字平臺流水分成按月結算，實體專輯銷量按季度提供明細’，甚至允許你委托第三方審計，這在新人合約里真不多見——有些公司連明細都不給，只說‘按公司財務核算’，鬼知道他們怎么算的。”

成彥的指尖劃過合同上自己的名字打印稿——宋體，加粗，比她平時寫的名字工整，卻沒那么有“煙火氣”。忽然想起去年冬天，她在地下通道接了個小場子，對方給了張手寫便簽，上面歪歪扭扭寫著“出場費500元，當天結”，連個公章都沒有。那天風特別大，她裹著舊羽絨服，攥著那張皺巴巴的便簽，唱完三首歌，對方說“今天人少，給300吧”，她沒敢爭，怕連這300都拿不到。寒風灌進衣領時，她盯著便簽上模糊的字跡，覺得自己像株沒人管的野草，隨便誰都能踩一腳。

現在手里的合同有32頁，厚得能在桌上立住，紙是厚磅銅版紙，翻頁時沒發出脆響，反而帶著點溫潤的質感。周律師說這事“放心紙”，墨跡干得快，還防篡改，以前只有簽大藝人合約才用。成彥的鼻子有點酸，指尖輕輕按在自己的名字上，紙面的溫度透過指尖傳過來，比那天地下通道的風暖多了。

“要不要再看看違約條款？”陸巖的聲音適時打斷了她的回憶，他把合同往她這邊推了推，動作輕，沒讓紙張發出摩擦聲，“比如公司沒兌現資源承諾，比如年度新人獎沒推薦，或者商演超了15場，你有權單方面解除合同，還能拿到3倍違約金。雖然我覺得用不上，但寫清楚總沒錯——做生意，誠信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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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頓了頓，目光掃過成彥手里的鋼筆，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補充道：“你和顧懷安的合作，合同里也寫了‘支持藝人與獨立音樂人合作，不干涉創作方向’。顧懷安的專業度業內都認，你們之前在工作室聊得不錯吧？后續要是需要錄音棚或者宣發支持，直接跟經紀人說，不用走流程——我們不會像有些公司那樣，怕藝人‘分心搞創作’，就攔著不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