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名19世紀的輝格黨領袖，墨爾本子爵的存在其實相當矛盾。

他從來都不是歷代輝格黨黨魁那樣，以激進改革派的面貌示人，甚至他都稱不上是改革派的一份子。

從他二十多歲踏入政壇開始，墨爾本子爵的主張往難聽了說，就是隨著輝格黨的總路線搖擺，往好聽了說，那就是堅持黨派綱領一百年不動搖，無論黨魁是誰，無論黨魁主張什么，他都會跟隨投票。

當然了，這或許不能完全歸咎于他那仿佛看破紅塵、一切隨緣的性格。

畢竟在他最年輕、精力最旺盛的時候，他的生活簡直被他那個不省心的老婆攪得一團糟，每天都疲于應付聲勢浩大的各種流蜚語。

如果撇開他的妻子與拜倫勛爵胡搞以外，總得來說，這家伙的命其實相當好，甚至放眼全人類，他也算是世界上最幸運的那一部分人了。他的母親，老墨爾本夫人是18世紀末輝格黨最聲名顯赫的輝格黨社交團體女主人，早在兒子還在伊頓公學和劍橋大學讀書時，母親便為他鋪好了進入英國政壇的道路。

并且，原本墨爾本子爵是沒有資格繼承貴族爵位的，因為他上面還有一個哥哥，但哥哥的意外夭折，卻使他得到了財產、貴族頭銜和飛黃騰達的機會。

而在英國的上流社會，在這個仿佛有魔法保護的小圈子里，一個人不管有多少缺陷也不大會遭遇重大失敗，就算你再不成器，那依舊能舒舒服服的富貴一生。

幸運的是，墨爾本子爵并不算是那種不成器的家伙，并且他還有的是各種優越條件，因此成功自然唾手可得。

他沒費多大力氣就在政壇出人頭地了。

僅就出身這一點而，他不僅比亞瑟?黑斯廷斯爵士這種在約克鄉下豬圈的泥坑里摔打出來的家伙強，也比威靈頓公爵、帕麥斯頓子爵這種出身平平的普通貴族強。

威靈頓公爵和他的兄弟們當年沒發跡的時候，雖然腦袋上頂著有個愛爾蘭貴族之子的名頭，但他們家族的財務狀況卻不是一般的糟糕，當年老公爵在陸軍里捐官，還是找幾個哥哥們東拼西湊才攢夠的本錢。

至于帕麥斯頓子爵，他的情況其實也沒比威靈頓公爵強多少，雖然他在劍橋大學讀書的時候就繼承了父親的帕麥斯頓子爵頭銜，但也隨之繼承了父親留下的一萬鎊債務，加上這家伙平時花錢也大手大腳的，倘若不是他時常能得到夫人們的接濟，估計早就破產了。

而這實際上也是帕麥斯頓不斷謀求政府職位的重要原因，因為身上有債務壓力，所以他無法接受長時間不在政府職位上，單是憑借收取地租，是沒辦法獲得足夠的收入來還債并維持他高標準的生活的。

當然了，現如今帕麥斯頓子爵早就不會被外債這種小事所困擾了。

畢竟單是他在外交大臣任上的公職收入，一年就有5000英鎊，雖然這僅僅相當于達拉莫伯爵定義下的八分之一個中產階級，但是放眼全球，至少在大臣合法收入這個領域已經算是高水平了。

畢竟首相的收入在格雷伯爵通過改革預算案以后，也不過就是5000鎊一年，外交大臣、財政大臣、內務大臣、戰爭與殖民地事務大臣的收入水平現在和首相都是一個水平線的，比第一海軍大臣的4500鎊略高一線。

而這也是那些后座議員削尖了腦袋，也想要在政府謀得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畢竟現在的議員和200年后的議員可不一樣，19世紀的英國議員領不到任何薪水，甚至如果你想要提出給議員設立薪水的建議，還會遭到上院貴族們的集體嘲笑和輕蔑。

這笑聲里，既有對議會平民化的本能輕蔑，也有源自不列顛傳統的自鳴得意。

畢竟，上院的貴族們普遍持有這樣一種觀念：真正的紳士是從來不靠工資吃飯的。

議員的收入，理應來自家族的地產、租金和股權孳息，靠薪水生活意味著失去獨立，等于被人雇傭。而一個被雇傭的人，怎么可能有資格坐在議會里替國家的前途做決斷呢？

在傳統觀念當中，議員從來都不是一份職業，而是一份榮譽。

能夠在議會里占據一個席位，就說明了你背后有足夠的財富去養活你自己和你的政治追求。

如果是沒錢還跑來當議員，那簡直就是對英國憲制的褻瀆。

在這方面，保守黨黨魁羅伯特?皮爾爵士的表述就很具代表性：“身居高位的成本很高，如果沒有足夠的私人財富，很容易被獲取職位的成本拖垮。”

皮爾的表述算是相當委婉了，但明白人都能聽得出來，他這是在暗示沒有財產的人上位很容易搞腐敗。

當然了，上院的閣下們說話就沒有皮爾這么客氣了，按照他們的原話來說，那就是：“倘若議員要靠薪水吃飯，他們便會只為工資而服務，而不是為國家。”

其實，上院閣下的意見倒也不是全無道理，因為墨爾本子爵和達拉莫伯爵這種財產豐厚的政治人物確實很少在經濟問題上犯錯誤，當然了，帕麥斯頓子爵和戈德里奇子爵這種物質欲望強烈的家伙那就另當別論了。

畢竟哪怕是在貴族之間，也是有著貧富差距的。

在不列顛，那些貴族破落戶與達拉莫伯爵這種貴族富翁的差距，其實比貴族破落戶與乞丐之間的差距還要懸殊。

而貴族富翁與貴族富翁之間的政見差別，那簡直就像是阿加雷斯與巴爾之間的差別那么大。

墨爾本子爵雖然是輝格黨的領袖，他作為一個改革黨派的領袖上臺執政，但實際上他卻是一位保守主義者。

他并不喜歡《議會改革法案》，正如他自己說的那樣，他最后只是把《改革法案》作為一種“無可避免的邪惡”接受下來。但諷刺的是，《改革法案》卻又是輝格黨政府得以存在的基礎。

他多疑的性格使他難以相信任何形式的改革，他總是認為事物保持原狀就是最好的。或者，不能說是最好的，但保持原狀總是不壞。

教育不過是徒勞無功之事，對窮人進行教育更是絕對危險的。

工人的孩子？

哎呀，你還是行行好隨他們去吧！

自由貿易是騙局，選舉投票是扯淡。

至于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