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了，最重要的是，他是亞瑟?黑斯廷斯在倫敦大學里為數不多的朋友。

或者說，至少埃爾德?卡特本人是這樣以為的。

和亞瑟?黑斯廷斯不同，埃爾德?卡特出生時便擁有了姓氏、家徽與悠久的家族傳統。他的父親是個過氣的愛爾蘭議員，母親出身于諾丁漢的某個破敗貴族，家里尚能維持體面，但遠不足以躋身上院。他們原本指望埃爾德走皇家海軍那條路，或者伺機進入東印度公司的文官系統。

但就像是許多熱血上頭的青年人一樣，埃爾德偏偏想證明自己可以靠頭腦和筆桿子在社會中占據一席之地，他拒絕了東印度公司的海利伯里學院，也沒有看牛津的貝利奧爾學院和劍橋的圣三一學院一眼。

他選擇了倫敦大學作為自己的高等教育歸宿。

或許是因為這兩個年輕人此時閱歷不深，而且內心中都懷揣著對于未來生活的美好期望，他們很快就變得私交甚篤。

那段日子，亞瑟?黑斯廷斯與埃爾德?卡特一同出現在了倫敦大學學生生活的各個角落：辯論社、哲學讀書會、政論演講集會，甚至是周末的慈善游行。

那時的他們，是被倫敦大學學生們稱為“布盧姆斯伯里雙子星”的存在：一個是有志投身改革的貴族后裔，另一個則是始終語犀利、熱情洋溢的莊園繼承人。教授們私下里對他們評價不一，有人說他們是“現代社會的苗頭”，也有人說他們不過是“暴風雨來臨前的一陣輕風”。

但是當時又能有多少人可以想到，當年那些曾經由他二人親筆書寫的政論觀點，日后會在《泰晤士報》和《經濟學人》的社論中被帝國出版公司豢養的“文學流氓”以截然相反的立場一一批駁。

誰能想到，當1832年倫敦街頭的改革游行燃起怒火、當倫敦塔下的示威人群與蘇格蘭場警察對峙之際，亞瑟?黑斯廷斯親自向警隊下達了鎮壓命令。

誰又能想到，1848年，當革命情緒從維也納吹向倫敦，當憲章派試圖闖入威斯敏斯特宮外高呼《人民憲章》之際，亞瑟?黑斯廷斯卻沒有去同情街上的人群，因為他不想重復自己1832年改革法案期間所犯下的錯誤。

一夜之間，橋梁、隘口、政府大樓……每一處戰略要沖都可以見到他手下的蘇格蘭場“打手”。

皇家炮兵部隊與近衛騎兵團被秘密調往倫敦外圍部署，只不過，考慮到軍隊的出現可能激化情緒，他們并未直接出動。

但與此同時，白廳西側那幢看起來毫無威嚴卻掌控著帝國海權命脈的石樓里，一份直抵樸茨茅斯海軍基地的調令已經發出。當天午夜，由蒸汽護衛艦“復仇者號”和蒸汽炮艇“維蘇威號”領銜的海峽艦隊分遣中隊便從樸茨茅斯秘密啟程，掛著例行訓練的旗號，全速駛向泰晤士河口……

如果他們在1829年畢業的時候，迎接他們的是一個更寬容、更自由的英國社會，也許后來的一切會截然不同。

或許埃爾德?卡特會像他自己最初期望的那樣，在圣詹姆士街開一家出版古典文獻的小書店，白天用鵝毛筆抄寫拜倫和雪萊的詩集，晚上邀上幾位文藝青年飲酒作樂、談天說地。

或許亞瑟?黑斯廷斯會在市中心某處租下一間低矮卻朝南的公寓，成為他心心念念的歷史學者，白天為《泰晤士報》和《晨報》寫上兩篇社論，晚上則埋頭于十六、十七世紀的故紙堆里，偶爾在貧民救濟組織里當一回義工，向他們講述什么才是真正的社會契約。

可惜，

歷史沒有或許。

1829年，他們迎來的不是盛世的英倫，而是一次毫無預兆的經濟危機。銀行接連倒閉，追討債務的通緝令充斥著報紙版面，運河與礦業股票暴跌，失業率飆升，紡織工人走上街頭，印刷工人發動罷工，農村地區則因為農業減產爆發饑饉。

倫敦大學的新晉畢業生們，在那一年不是奔赴工作崗位，而是紛紛削減開支，寄居親友，靠著舊衣裳和傍晚市場上的打折食品度日。

而亞瑟?黑斯廷斯，這個一度被教授們稱為擁有“布盧姆斯伯里最鋒利的舌頭”的年輕人，卻發現他遞交的海量求職信，從未收到過一次回信。

他很快就明白了，那些在校時看起來唾手可得的機會，其實只是櫥窗里精心布置的蜃景。中產的門檻從來不是靠學歷，而是靠姓氏、靠教會背景、靠父親的名字。

亞瑟沉默了。

沉默是他表達憤怒的一種方式。

埃爾德則爆發了。

他燒掉了那本用心校訂的拉丁語版《理想國》，甩掉了花呢西裝，聽天由命的去了海軍部報到。

然而，不論他們怎么想，命運從不會為了年輕人的一腔熱血讓路。

倫敦還未從上一輪經濟低潮中復蘇，新興的中產階級在股市暴雷和債券違約中元氣大傷，而底層民眾的憤怒也正在醞釀。政府在憂慮治安狀況持續惡化之際，成立了一個名為“倫敦大都會警察廳”的新機構，史稱“蘇格蘭場”。

正是在這一年，亞瑟?黑斯廷斯走進了蘇格蘭場，穿上了那套剪裁粗糙、樣式新穎的深藍色制服，從倫敦大學的學業金獎變成了街頭巡警。

他從最底層做起，在夜色中沿著格林威治的中央大街巡邏，追趕扒手，敲打醉漢，阻止憤怒的失業工人朝教堂投擲石塊。他曾試圖按照課堂上學到的法律、哲學和所謂的歷史慣性解決問題，然而他卻發現這個城市更講究拳頭、口袋和門路。

“倫敦的街道教會了我一件事。人們所說的‘正義’，是個極其昂貴的詞匯。它需要維持秩序的預算，需要印刷清晰的法律條文，需要市民們對公共場所的敬畏感，更需要人們至少能吃飽三頓飯。杰里米?邊沁先生的功利主義哲學讓我終身受用，我畢生都在致力于使得最大多數人獲得最大多數的幸福。但是，由誰來決定什么是幸福？又該由誰來定義最大多數？這個問題，我終其一生都沒能弄懂。”

(本章完)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