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邊先掛了電話。

按他的口氣，我應該馬上找書記，然后書記一句話，要作風整頓辦公室放人。

我立馬撥通行遠，低聲問：“少澤打了你的電話嗎？”

“沒有。”

他打過來，你就干脆說：“確實不方便幫忙。”

行遠說：“知道，蕭書記一上班，就喊我叮囑了，這些事不要參與。”

回到辦公室，我那表嫂打來電話。

我想都沒想，按了。

手機第二次響起，我一看是她，再按。

我自己心情不好，她肯定是有什么為難的事才來找我。

平時，她幾乎不找我了。

一會兒，一個陌生號碼打過來，我估計又是她，但又不能確定。

如果是別人真的有事，要我向書記報告呢？只好接了。

結果，真的又是我表嫂。想掛來不及了，只聽她說：

“曉東，汪校長老婆出事了，你要管管啊，我身邊好幾個人都認識汪校長，都說他是好人，他們都說要我給你打個電話……”

我說：“現在忙。有時間再打啰。”

“啪”的一聲，我掛了。

惡心得要吐。她又不認識汪校長，無非是一群人聚在一起，為了顯擺自己有能耐。充出一個嫂嫂的樣子，在別人面前抖抖威風罷了。

坐了一會兒，高秘書長進來，這是我的頂頭上司，我站起來，欠了一下身子。

他進去，我馬上跟著進去泡茶。

坐在外間，手機又響，我一看又是少澤打過來的。

大概是在行遠那兒碰了釘子，又打給我。

他說：“兄弟，我只能靠你了，你一定要和書記說說，這是有人陷害我家。我不要你說別的，就幫我說這一句話。”

我耐著性子說：“這個事，你回來當面找他。我說陷害，別人（我不敢說書記）問我的依據是什么?我怎么回答呢？”

他嘆道：“好好好，不麻煩你，永遠也不麻煩你。”

說罷，他掛機。

我也有點內疚，是啊，少澤很急，但他絲毫不了解情況，我不能參與。又不能透露其實有人在幫他一家。

再過十分鐘，少澤的電話又來了，說道：“你不愿意幫忙，幫我傳個信給書記行不行？打一下牌，到底要關多久，要不要放人？你們懂不懂法律。”

我說：“少澤，你情緒穩定一點好不好。這又不是公安抓人，是紀委組織的暗訪隊，紀委對一個有問題的人可以留置，一天兩天三天，一個月都行，必須要把問題說清楚。”

這下，他的氣焰少多了。央求道：“你幫我說一句總行吧。”

我不能說：“行行行”，那他要是跟別人去宣傳呢，就更加壞事了。

我只能說：“回來再說。你媽就只打牌，又沒有干別的，你這么急躁干嘛啊。”

說完，我掛了筒，在這個地方說話本來就不方便，他還是老打電話。再打，我準備不接了。

這時，蕭書記、高秘書長兩人出來，邊說邊走了出去。

我坐在外面，張書記也沒叫我。

然后，又進來三個人，都是機關作風整頓辦公室的。

等他們匯報完畢。辦公室才靜下來。

過了半小時，我桌上電話鈴一響。我走了進去。

張書記說：“汪校長的兒子和你是同學？”

我點頭：“是的。高中同學。”

張書記問：“他原來在哪里工作？”

“原來在中院工作，四月底辭職，到廣州開律師事務所去了。”

張書記說：“他不知輕重，打我的電話，說我們是選擇性執法。這么多人打牌，為什么就只抓他媽。”

我的頭都大了，說：“書記別計較，他歷來不會說話。”

張書記說：“什么選擇性執法？人證物證俱在。這種人能當律師？”

我一時不知道怎么回答。

張書記說：“沒事，到時間了，下班吧。”

我走出辦公室，心里想，少澤，你一向猖狂慣了，你到廣州去了，你爸媽還在四水啊。何況，你根本就搞不清方向，誰在搞你家的名堂？你是睡在夢里吧。

我立即給旭哥打電話，說：“你快點來我宿舍。”

旭哥真是個大聰明人，說：“十分鐘到，我帶兩個盒飯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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