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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文翰在《申報》上連續刊發的《今日之中國當看山西》系列報道，猶如投入民國初年紛亂政壇的一連串巨石，激起的漣漪遠遠超出了文化教育、經濟民生的范疇，最終蕩漾到了南北對峙的政治權力核心。

那些詳實的數據、深刻的剖析和極具感染力的敘述，將一個過去被視為封閉、保守的內陸省份，驟然推到了全國輿論舞臺的中央，也擺在了北京大總統府和南方革命黨人議事桌的顯要位置。

北京，總統府。

段祺瑞端坐在寬大的辦公桌后，面色沉靜地聽著幕僚們的討論。

桌上攤開的正是沈文翰關于山西糧食儲備、稅收增長和工業實力的幾篇報道剪報。

“芝泉公，”一位身著長衫的資深幕僚扶了扶眼鏡，語氣凝重，“此前閻百川屢次來電，強調晉北匪患與蒙疆流寇勾結，要求賦予其對綏遠乃至蒙古相關地域的軍事、民政整頓之權。我等只道是其欲效仿漢代州牧，行割據之實，且綏遠、蒙古地廣人稀，貧瘠苦寒，縱使予他，亦不過是個包袱。但觀今日《申報》所載……”

他指了指剪報上的數字：“年稅收有望破千萬銀元，儲糧數百萬噸，軍工、重工初具規模，更有此等輿論為之張目……這閻百川，恐怕所圖非小啊。他要綏遠、蒙古，絕非僅僅為了剿匪安民。”

另一位身著軍裝的幕僚接口道：

“總長，山西實力膨脹如此之速，已成北方不可忽視之力。

其地處要沖，若與我為敵，或倒向南方，則肘腋之患立至。

不如順水推舟，應其所請。

綏遠、蒙古確系貧瘠之地，治理不易，且與蘇俄、外蒙錯綜復雜。

讓閻百川去經營，正好可使其力量消耗于北疆荒漠之中，無力南顧，亦可借其手屏障北疆，我等坐觀其成。

若其能穩定邊陲，功在中央；若其陷入泥潭，亦可削弱其實力。”

段祺瑞微微頷首，目光深邃。

他深知閻百川是員干將，但也知其絕非池中之物。

用貧瘠的北疆之地拴住這頭日漸雄壯的“西北王”，使其為中央看守北大門，同時消耗其精力財力，不失為一招妙棋。

“嗯，百川一向標榜擁護中央統一，其請雖涉擴權，然理由冠冕堂皇，為鞏固國防。可予應允，但須明令其一切行動需秉承中央意旨，定期稟報。且看他在那塞外如何施展。”

廣州，非常國會會場外的一處寓所。

孫中山先生與幾位核心革命黨人也在研讀沈文翰的報道。

氣氛與北京不同，更多了幾分復雜的感慨與戰略考量。

“展堂，果夫，你們看，”孫先生指著報道中關于山西教育普及、實業興隆的段落，“閻百川在山西，倒是做出了一番實實在在的事業。民生改善，力量積聚，其路數與吾黨革命之理想，亦有相通之處。”

胡漢民沉吟道：“先生，閻百川雖非我黨同志，但其治理山西，確有過人之處。如今他聲名鵲起，成為舉國矚目之力量。其此前提出經略綏遠、蒙古之要求，北京方面猶豫不決。如今看來，其志恐在開發北方，積累實力，以待時變。”

蔣中正則更關注軍事和地緣角度：“閻百川要綏遠、蒙古，表面理由是剿匪固邊，實則欲取得戰略縱深和資源。

此地雖目前貧瘠，但地域廣闊，連接西北、東北，戰略地位重要。

若能有效開發，潛力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