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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篇關于山西工業奇跡與教育創新的報道，已然在華夏大地上激起了千層巨浪。

但《申報》記者沈文翰的洞察力告訴他，無論是轟鳴的機器還是嶄新的學堂，若沒有最基礎的支撐，一切都將是空中樓閣。

這個支撐，便是糧食，是千百年來困擾這片土地的最大難題——吃飯問題。

他決定將筆觸深入這片黃土地的根基，探尋山西如何破解這千古困局。

這一次，他的調查始于田野。

時值夏收尾聲，沈文翰穿梭于太原盆地、滹沱河沿岸乃至呂梁山區的梯田之間。

所見景象，讓他這個見多識廣的記者也深感震撼。

金色的麥浪雖已大部分歸倉，但田埂上堆積如山的秸稈、農人們臉上那難以掩飾的豐足喜悅，以及空氣中尚未散盡的麥香，都在無聲地訴說著一個罕見的豐年。

他走訪了農會干事、老農，甚至找到了領航者公司農業部的技術員。

綜合各方信息，一組驚人的數據逐漸清晰：

1916年，山西全省夏收小麥種植面積逾一千萬畝，平均畝產達到了破天荒的387斤！

而在水利條件更優、耕作技術推廣更早的長治、晉城地區，畝產甚至達到了563斤的高位。

這與當時中國北方許多地區畝產不足一百五十斤的普遍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

“老天爺賞臉是一方面，”

一位臉上刻滿風霜皺紋的老農在自家剛打完麥子的谷場對沈文翰說，“關鍵是，種子好，水夠用。”

他指著院子里堆放的飽滿麥粒，“用的是農事試驗場推廣的林耐二號良種，耐旱抗倒伏；地里通了水泥渠，天再旱也能從水庫引水來；領航者公司還會派技術員來教種植技術。擱以前，想都不敢想哩！”

沈文翰意識到，這絕非僅靠風調雨順就能實現的成就。

其背后，是良種選育、水利建設、農技推廣、基層社會組織動員等一系列因素協同作用的結果，是山西模式在農業生產領域的深刻體現。

然而，更讓他感到震撼的發現，還在后頭。

通過一位在省府民政部門供職的舊識，他了解到一個更為驚人的事實：

早在1915年，山西便已開始系統性地構建規模宏大的戰略糧食儲備體系。

在長治依托地形優勢，修建或改造了多處大型山中糧倉。

至1915年底，領航者公司名下的糧食倉庫中合計，儲備的小麥、小米等主要糧食已超過五百萬噸！

而這個數字，在1916年夏收之后，預計還將顯著提升，而且糧食品種數量將會擴大。

“五百萬噸……”沈文翰在筆記本上寫下這個數字時，手都有些微微顫抖。

這意味著什么？

這意味著即使全省絕收，這些存糧也足夠全省軍民支撐兩年以上！

這意味著災年這個如同夢魘般纏繞了中國農民幾千年的詞匯，在山西第一次失去了其恐怖的威力。

他設法獲得許可，在嚴密護衛下參觀了位于長治的一處山中儲備庫。

那是在山體中改造出的巨大洞庫，干燥通風，一排排巨大的糧垛整齊排列，望不到盡頭，只有測量溫度和濕度的工人在其間默默巡視。

空氣中彌漫著谷物特有的醇厚氣息，這是一種讓人感到無比安心的味道。

負責管理的官員告訴他，這套儲備系統有著嚴格的管理制度，定期輪換，確保存糧質量，并有一套完整的應急發放預案。

“林縣長常說，手里有糧，心里不慌。”那位官員平靜地說，“我們存的不是糧食，是民心，是穩定，是應對任何變局的底氣。”

帶著無比的激動與使命感，沈文翰的第三篇通訊《山西模式：人人有飯吃！——探秘三晉大地的糧食安全保障》在《申報》頭版長篇刊出。

文章用詳實的數據、生動的田間見聞和深邃的思考，首次向全國系統揭示了山西在糧食生產與儲備方面取得的驚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