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幾天，張文濤身體好轉后，李茂便和他開始全力奔波鋪面之事。

但確實如意料中那樣一般，阻力頗多，王明遠最終還是寫了信，讓狗娃送到了季師兄的府上。

得到季師兄的幫助，情況很快就大為改觀。

最終，在季師兄派來的老管家“不經意”的陪同下，李茂他們以相對公道的價格，在一條人流尚可、靠近書院學子常去的城內街市地段，定下了一個不大但還算規整的鋪面。

來自長安的茶貨也不出所料很快到了湘江府，于是，萬事俱備，就只等店鋪裝修開業了。

一切都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然而，學業上的壓力卻從未減輕。

岳麓書院的課業日益繁重，經義注疏越挖越深，策論題目越發刁鉆務實，六藝課程也占去不少精力。

這日午后，他終于收到了來自長安的兩封書信。一封是柳教諭的，另一封則是師父崔知府的。

這兩封信的內容，都指向了同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科舉本經的選擇，也是他上次寫信中著重提到需要兩位建議的。

王明遠其實自已也早已反復思量過此事，結合自身情況和大雍科舉的現狀，他內心已隱隱有所傾向。

大雍科舉，選擇《詩經》作為本經的考生最多，約占四成。《詩經》文辭優美，發揮空間大，易出彩，但也競爭極其慘烈，需要極高的文學天賦和背誦功底。

選擇《易經》和《尚書》的次之，合計約占五成。《易經》玄奧，重在哲理思辨；《尚書》重在訓詁考據和歷史掌故，這兩經都需要下死功夫鉆研。

而選擇《禮記》和《春秋》的考生最少，加起來也不過一成。《禮記》制度繁瑣，《春秋》微大義，需要極強的邏輯分析和史料駕馭能力，主要是因為這兩本所需要參考學習的其他名著比于其他三本，更是多了好幾倍。所以極為枯燥艱苦，常人難以堅持。

但王明遠很清楚自已的優勢劣勢，他因為前世經歷的影響，思維偏重邏輯和務實，文學上的浪漫發散并非最強項。

死記硬背他不怕，但和那些自幼浸-淫詩書的江南才子比拼《詩經》，他并無絕對把握，《易經》的玄奧哲理也非他所長。

反倒是《尚書》和《春秋》，更注重對文本的理解、分析和對歷史事件的洞察評判，這更契合他的思維模式。

尤其是《春秋》，看似只是編年史記錄，實則字字褒貶，蘊含著深刻的儒家政治理念和道德評判，非常考驗考生的史識和論辯能力。

而那兩封信，雖角度不同，卻殊途同歸，都將建議指向了《春秋》！

這與王明遠內心的想法不謀而合！

選擇冷門且難度極高的《春秋》，意味著要付出遠超常人的努力，啃下最硬的骨頭。

為何說《春秋》難？

因為《春秋》不光要學習本經，還要額外學習三傳及注疏（左氏、公羊、谷梁等傳注）合計約萬字，所學內容更是《詩經》倍，《尚書》的倍，《周易》的倍，和《禮記》相近。

但一旦學有所成，便極易形成壓倒性的優勢，在眾多選擇熱門經書的考生中顯得卓爾不群，更容易獲得考官的青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