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回來人口問題。

剛才說過丑、阿三兩國的問題，回到我們自身上來。

我們的實際目標是降低人口增長率，而不是要人斷子絕孫。

在婚育的法定界限上，已經有了一個準繩，只要嚴格執行這個規定，比強調要只生一個要來的溫和。

我認為，在城市化發展水平越發達的地區，自然生育的年齡會越趨向于晚婚晚育。

同樣的問題，教育、就業、住房等多重壓力下，人們用更多的時間來滿足生存需求，而不是生育需求。”

“那么你如何看待城市人口越來越龐大的現實問題？”

陳老板打斷了李劍的話。

李劍朝他嘿嘿了一下。

“我知道您考慮的是人口增長帶來的資源分配的問題，而不是單純的問城市人口膨脹的問題。

先說城市人口規模越來越大的問題。

以京城為例，1950年，有420萬人口，一部分是京城的原住民，另外一部分是隨著各機構的入駐而來的。

在50至59年間，基建、經濟建設、文化建設需求龐大，需要各種專門的人才和大量的勞動力，原有的人口結構不能滿足城市發展需求，人口遷入規模也就順理成章的實現了十年270余萬的增長。

到了1960年，京城的人口是740萬，而到了69年，人口是780萬，十年間只增長了40萬，這部分增長中，受遷入政策的影響比較多，遷出人口的規模也不小。

按統計局的數據，自然增長率在19.6的千分比。

其實其他諸如申城、花城、奉天、冰城等大城市的情況基本也差不多，都是在城市擁有大規模企業的情況下才聚集了相對較多的人口。

就業問題才是人口匯聚的核心，在城市，隨便一份工作的收入都是鄉村地區數倍、數十倍，人自然會向收入高的地區匯聚。”

“你剛才說的要溫和的實行人口控制政策，是有什么考量？”

李劍看了看院總，點了點頭。

“我們當前以經濟建設為目標，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

如果堅持只生一個的策略，在部分地區，不但會遭到抵制，甚至會引發社會性問題。

而且，諸位可能不太了解，在政策執行層面，基層工作人員會以什么樣的方式去對待我們的人民群眾。

毫不客氣的講，即便允許生兩個甚至三個，也有的人會選擇多生，這部分人可能是少數，對龐大的數據層面的影響其實不大。

但基層的工作人員可能用比較極端的方式來對待這部分人群。

比如，牽走人家的牲畜，拿走人家的生產資料，甚至扒掉人家的房子。

當生存遇到威脅的時候，誰也不敢保證人家會選擇用什么樣的方式來反抗。

我們的目標依然是控制人口規模，不是消滅自己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