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倭國藐視周邊的所有國家，面對大明卻是在不斷的試探，先是斷供試探大明朝的底線，而后縱容倭寇作亂，甚至隱隱在資助某些倭寇兩頭通吃。

在這不斷試探之下，他們已經習慣了中原的外交方式，反正只要不主動開戰，中原王朝基本不會將目光放在他們的身上。

由是，他們可以肆意妄為，明面一套，背后一套，相信對面的這個王朝最終也會憑著大陸出身的廣闊心胸原諒他們這個彈丸小國。

蒙元伐日，那只是一個意外，即便是意外，天數也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這讓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甚至于足利義持還公開表示，日本自古敬神，從來不對外稱臣，以前不稱臣，以后也不會稱臣。

這種枉顧以往歷史的論，極大的滿足了日本人那脆弱的自尊心，讓足利義持的統治越發穩固。

可他們沒想到，這一只臥在他們國家身邊的遠古猛獸，會突然伸出利爪，朝著倭國發起直接進攻。

由是足利義持十分憤怒，但卻又十分恐懼，其麾下滿朝文武，此時也是吵做了一團。

與鐮倉幕府之時不同，室町幕府時期，其他幕府機構權利被壓縮，而侍所權利更為擴大。

這些侍所除了負責協助將軍管理下屬的生死賞罰外，還負責管理如京都等心臟城市的警備。

侍所長官足利氏將軍分家一色、山名兩家和創業功臣中的赤松、京極兩家中的家主負責擔任。

這四家被稱為四職，其位高權重，全是倭國境內實力強大，兼有數國國土的守護大名。

與四職相對的，則是擔任室町幕府管領斯波氏、細川氏、畠山氏，被稱為三管領的三大姓。

這四職三管，共同組成了室町幕府的權力核心，負責整個倭國的具體生產和軍事決斷。

而在明初的倭寇，實際上和這幾個倭國大族脫不了干系，不同于后世的倭寇組成，明初時候的倭寇，大部分都是純正的倭人，他們受著大地主和大名的指示，不斷向外掠奪糧食和財貨，而后運回倭國。

此時隨著大明出兵，室町幕府的權力核心自然而然就開始了互相指責，比如一色氏就指責赤松氏聯合山名氏偷偷資助倭寇劫掠，導致明軍前來。

又有赤松氏指責一色氏聯合斯波氏組建浪人軍隊，私自出海對大明沿岸進行劫掠，引得朝廷憤怒。

其實這幾家明里暗里都與倭寇有聯系，甚至于幕府將軍足利義持也在暗中派遣浪人出海劫掠。

畢竟，搶劫來錢遠比自己踏踏實實種地錢要來得快得多，你去明朝進貨，一匹絲綢也許需要十兩銀子，賣到倭國國內，卻能賣出幾十甚至上百兩。

如果老實做生意，那除去關稅，利潤或許只有兩三倍，可若是去大明沿海零元購，利潤率卻能達到幾十倍。

在這種巨大利益驅使下，任何人都會變得無比貪婪，就連幕府將軍足利義持也不例外。

此時眼見幾家互相指責，足利義持只有一個指示：“征發全部兵力，一定要將聯軍擋在九州，不得讓敵軍登陸！”

幾個大家自然也知現在不是互相扯后腿之時，于是幾大家族一商議，便招募武士、浪人，配合著自家農民軍隊兵發博多。

大軍自十九日開始匯聚，于二十三日，成功匯集四萬兵馬，抵達了博多灣北部箱崎方面的守備，一場大戰一觸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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