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李嘉誠的日子確實不好過。金融風暴令他的財富大為“縮水”；政府力主開放市場，使他旗下的港燈、和記電訊的前景蒙上陰影；再加上民主黨從年頭纏到歲尾，抨擊他低價投得某塊地皮、向退訂其物業的小業主追索差價等等，李嘉誠的心情絕對好不到哪里去。但以商界領袖之尊，他的信心能給很多人信心，他的行能給很多人示范，如今卻公開宣布環境不好取消投資，難免給人一種同舟而不共濟、危難時刻抽身、自顧而舍大局的印象。有香港傳媒就認為，李嘉誠大動肝火的“失態”，令他“失分”不少。

然而，再想多一步，為李嘉誠想想呢？董建華是政壇首領，古話講“政從正出”，所以，他要講正義。李嘉誠是商界翹楚，信用高于一切，所以，他要講信義。“正義”，是不計利害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而“信義”，有時卻是很難計較或者無法計較善惡是非的。也就是說，李嘉誠出必信，董建華出必義；李嘉誠必真，董建華必善。

由這個判斷出發，作為企業家的李嘉誠當然要以企業為家。他造福香港社會的方法就是把企業做好。正如亞當·斯密所，資本家在為增加自己財富而做出的艱難努力中，也必定會增進社會的普遍利益。而要把企業搞好，又必須按經濟規律辦事。所以，李嘉誠的投資意愿只能受一個東西的左右，那就是市場環境。

董建華以服務社會為本，李嘉誠以經營企業為本。社會正義要靠政府廉明高效的工作，而經濟繁榮則建基于企業的繁榮。李嘉誠說的話之所以引起政府的重視，恰恰是因為，從深層看，他們的命運是連為一體的，而且政府工作的一個重要職能，就是傾聽企業的聲音，為企業投資創造好的環境。李嘉誠說出他想說的話，這本身也是對社會的一種貢獻，也就是“意見的價值”。倘若李嘉誠是按政治路線走，或簡單地按民意路線走，顧左右而道中庸，不由衷，100億元“拍腦袋”拍掉了，他還是真正的企業家、商界領袖嗎？

經過這樣的分析，我們就不難理解李嘉誠為什么要擱置百億投資了。用他的話說“情愿做少一些，以免樹大招風”，實際上這正是他一貫堅持的“穩中取利”的原則，當他發現投資風險太大，投資環境不好時，他寧可不賺錢，也不會冒然出手。這不是道義不道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投資家必須堅守的準則。

[投資金律]

市場風云多變，誰也沒有“百戰百勝”的絕對把握。當事情只有3分把握7分冒險的時候，就是你該收場的時候了，如果不當機立斷，就會在幻想和遲穎中把事情弄得更糟，遭受的損失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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