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解難，利于他人

原文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墨子·經上》）

大意任俠，就是君子犧牲自己利益而使自己的作為有利于他人。

墨家在先秦諸家中應算是最有正義感的一家。墨子摩頂放踵，只要有利于天下，便一定會奮不顧身地去付出行動。為此，墨子曾裂裳裹足，急走十日十夜，只身赴險去止楚攻宋，不可不謂具有俠義心腸。墨子認為人人都應具有救世精神，主張“萬事莫貴于義”，而此處的“義”就是指有利于他人。春秋戰國，社會動蕩。許多國士變為游俠，良莠不齊，于是墨家在其經典著作中研究并闡述了任俠精神，加以引導。《墨子·經上》指出：“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就是自苦為極，損己利人。《墨子·經說上》又指出：“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俠的行為方式就是行俠仗義，除暴安良，懲惡揚善，全然不顧自己的私利。墨家要求弟子竭盡全力地去扶危救困，為人解難，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同時墨子還強調，救世的動機要純一，只能是為他人利益著想，若存有私心，沽名釣譽，那就與強盜的行為沒有什么不同了。墨子這一“任”的精神逐漸成為后世俠客行俠仗義的行為準則，俠的精神是“義”。在古代，任俠也被稱為“義士”。墨子貴義，《經說上》闡述道：“義，志以天下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把為天下百姓謀利當作分內之事，有很高的本領，但不一定要求被任用。后世俠客與墨家所指的“任俠”不能完全等同，如墨家提倡“非攻”，反對以暴除暴，不贊同以武力解決問題，而后世俠客則往往以正義執法者的身份自居，多以武力為民除害；墨家主張“兼愛”，主張人無上下貴賤之分，都應相親相愛，講求的是一種泛愛，但后世俠客多具有疾惡如仇、愛憎分明的性格特征，以除暴安良為己任。盡管如此，雙方在益人這一點上是相通的。漢人司馬遷在《史記·游俠列傳》中對“俠”的描述是“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這與墨家所講的“任”的內涵是一致的。

當今，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一些人不能持節自守，損公肥私、貪污腐敗的事時有發生。在此情況下，大力提倡墨子這一“任”的大公無私的思想，對于重振世風、加強社會主義道德風尚建設是大有幫助的。

金庸先生說：“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這是符合墨家“任俠”觀的。

墨家分為上、中、下三門，所以《墨子》書中有些文章分上、中、下三種，譬如《尚賢上》《尚賢中》《尚賢下》，不同的篇章為不同的子弟所學習。“上”是指政治家；“下”是指純粹的專家學者；“中”是指篤信墨學的苦修者，以自苦為極，損己利人，完全不同于社會的價值標準，為了所有正義的事大聲疾呼，疾惡如仇。中國俠義文化的源頭是墨家。

在天下失義的情況下，俠義彌足珍貴。墨子自身也參照俠義行事。《墨子·貴義》記錄：墨子看望老朋友，朋友對墨子說：“現在天下沒有人行義了，你何必獨自苦行為義？不如就此停止吧。”墨子回答：“有個人生養了十個兒子，只有一個耕種，其他九個閑著，這一個耕種的不能不更加努力啊。為什么呢？因為吃飯的人多而耕種的人少。現在天下沒有人行義，你應該勉勵我行義，為什么還勸阻我呢？”

現代任俠義士，必承墨家“天志”。譚嗣同就是身體力行墨學的典范，曾寫下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豪邁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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